摘  要

在学术界中，普遍观点认为萧红的《生死场》展示了显著的文本断裂，表现为内容上的前后不一致。萧红的创作中色彩语词的运用显得尤为独到，这种对色彩的独特感知和个性化表达穿插于她的整个创作生涯。本文聚焦于《生死场》中“红色”的象征意义，通过这一角度深入分析萧红的创作心理，并探索文中“红色”隐喻的转变过程。这种变化为我们理解《生死场》所呈现的文本断裂现象提供了一个关键的解释视角。相对于萧红作品的其他研究，对《生死场》中的色彩语词的分析显得较为稀缺，本研究旨在探索这一未充分涉猎的领域。

关键词：萧红；生死场；红色隐喻；文本断裂

引言

学术界对萧红的《生死场》进行了三方面的研究：首先，邢富君和陆文采在《农民对命运挣扎的乡土文学—〈生死场〉再评价》中探讨了该作品的核心主题，即描绘“农民在生死线上的挣扎”，突出其乡土文学的深层主题。其次，刘禾在《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中采用女性主义视角重新审视《生死场》，强调萧红在表达女性意识的同时，也体现了其与民族国家意识的对立。第三，摩罗在《〈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中分析了作品文本结构的断裂倾向。这些研究成果显示了对《生死场》的多角度学术关注，然而对作品中色彩语词的隐喻意义的研究依然不足。

《生死场》作为萧红跻身上海文坛的代表作，紧扣个人命运与时代背景。在抗战的背景下，萧红以锐利而真实的笔触，描述了“北方人民对生的坚强和对死的挣扎”，深刻表达了她对“苦难”的理解。萧红在其众多作品中对“红色”的偏爱尤为突出，成为其文学世界的一大特色。红色作为她创作的主色调，常常出现在文本中，如《生死场》中“红”字出现五十二次，涉及红太阳、红蜡烛、红脸鬼、红辣椒、红裤子等多种形象，形成了自然界色彩的全面展现，为东北农村的描绘增添了独特的视觉效果。

色彩在每位作家手中都是带有个性的表达工具，每个作家对同一色彩的诠释各不相同。色彩隐喻从根本上是作家的个人感受，其选择的颜色和强调方式反映了其对世界的认知和审美偏好。在萧红的作品中，“红色”不仅是高度象征性的色彩，而且随着故事的进展具有多样的概念和情感表达，体现了丰富的隐喻意义。这些红色的象征意义在《生死场》中经历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符，但又超越当时文化语境的个性化表达的演变。萧红像一位画家一样，用文字作为颜料，调和各种色彩以增强文本的表现力。本文将通过分析《生死场》中的“红色”语词来支持文本断裂理论的可靠性，进一步探索萧红在创作中的独特精神世界和心理活动。

一、《生死场》中红色隐喻的表征

隐喻是人类常用的一种认知和思维辅助方式，它不仅能体现作家受文化背景影响的创作态度，还能反映其个性化的心理特征。在日常生活中，色彩已深入人们的各种人际互动和生活领域，与抽象的认知范畴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这些关联包括知识特征、情感等方面，因此色彩常用来描述各种事物。人们倾向于探寻不同概念之间的相似性，以此拓宽对事物的理解，并形成一个完整的隐喻认知体系。隐喻通过将一个概念或抽象的想法与另一个概念或形象相联系的方式，非直接地表达这些概念之间的关联，从而更有效地传达观点或思想。当作家使用色彩语词作为传达深层精神世界的符号时，随之形成的色彩隐喻认知成为其表达的一部分。在萧红的文学作品中，红色是她最频繁使用的颜色，成为生命存在的一种象征或隐喻。在她的笔下，红色不仅呈现事物的自然色彩，其象征意义还不断扩展，包括生命力、苦难与反抗等多重隐喻意义。

（一）希望与光明

在中国文化中，红色长被视为太阳的象征，代表着热情和希望。萧红的作品深刻体现了这种色彩审美，她通过使用红色来表达对希望和光明的追求。红色在传统中常与激情、冲动相联系，是生命的象征，常与血、火、太阳等元素关联，能够引发人的兴奋情绪。作为一种充满活力的自然色彩，红色代表了健康和阳刚之气，经常用于描绘超现实的“梦境”。例如，萧红描述：“太阳藏于云后，那夺目的光芒，如红色的水晶，似红色的梦境”^[1]她用红色为寒冷的水晶和浪漫的梦增添了活力和力量，展现了对理想生活的强烈渴望，以及追求爱与光明的愿景。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红色描述为火的颜色。萧红在此基础上，提升了红色的含义，赋予其更深层次的希望色彩，将其原型语义融入到普通劳苦大众的日常生活中，使之成为耀眼的太阳，其强大的能量和照射带来温暖和希望，构成了关于希望和生命的隐喻。“太阳底下的一切，都是健康的，美丽的”^[2]，这表达了萧红对阳光下一切生物的赞美，这些生物都显得充满生机和活力，体现了她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

萧红在其作品中频繁地使用“红色”，这使得她的文本充满了生命力和活力。“在菜圃中，孤独的大红西红柿熟透了。小姑娘们正在摘西红柿，大红的柿子装满了她们的篮筐；还有人在拔青萝卜、红萝卜”这段描写中，“红”字多次出现，强调了蔬菜的成熟和旺盛的生命力。通过这种色彩的重复使用，不仅展示了红色的热情和活力，还营造了一个积极乐观的氛围，揭示了对生命的渴望。成熟的红西红柿象征着生命的丰盛，田野里的作物生长旺盛，姑娘们在采摘时充满了快乐，乡村处处洋溢着欢乐。

此外，萧红还通过“红色”来描绘人物的隐秘欲望，例如“妓女的大红裤子”和“女人粉红色的头皮”象征了对性的原始和强烈渴望，这是一种生命力的基本和直接表达^[3]。

萧红的故乡在她心中已化为“诗与远方”。黑格尔认为，色彩的观念性较强，因此非常适合表达观念性强的内容。在萧红的笔下，贫瘠的东北小乡村充满了诗意和画意，“红日斜照河水，对岸林子的倒影随着红波逐渐模糊。”，这些场景通过作者细腻的抒情笔触被描绘得生动而感人。尽管经历了无数困难，萧红对故乡的情感和对乡土的情怀依然深刻。“棺材铺前，红色的，白色的棺材随意摆放，他在那儿停留。”成人眼中的棺材铺象征死亡和悲哀，但通过儿童的视角，生死之间的界限被模糊化。尽管景象充满苦难，萧红的描写依然带有忧郁的美感，她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仍旧存在。

（二）苦难与毁灭

《生死场》透彻展现了东北农民对生死的冷漠态度，描绘了他们在恶劣环境中的生存挣扎^[4]。萧红以生与死的循环为切入点，揭示了生命的脆弱和人性的冷漠。小说中，人们的生活仿佛由本能支配，如同无意识动物一般，他们存在却不思考存在的意义，死亡却不探索死亡的深层价值。他们因劳累、斗争、地主压迫及疾病而死亡，将其生活变成了一连串的悲剧，慢慢侵蚀着每个人的生命。

在《生死场》中，太阳不仅象征希望与光明，同时也预示苦难与终结，反映了人们在逆境中的精神挣扎。随着故事进展，太阳演变成一个压迫农民的自然力量，成为灾难的预兆。“太阳血一般昏红；全天蚊虫与雾气混杂，充斥天空。”这种描写传递出一种强烈的不祥预感，仿佛世界已被诅咒，昏暗的红光预示灾难的临近。蚊虫象征灾难的先兆，带着死亡的气息遍布整个天空，使整个村落都被疾病与死亡的阴影笼罩。“太阳变成暗红的无光圆盘，高悬于人们头顶。朦胧的村庄埋下了灾难的种子，而这些种子正悄然生长。”这暗红的太阳营造了一个充满压抑与痛苦的氛围，象征着疾病侵袭的村庄的昏暗与国家在外侵压力下的无力感，进一步加深了小说中关于生与死的沉重议题。

萧红结合自身分娩的剧痛和女性在父权社会中的悲惨现实，将女性的分娩比作动物的生产，暗示女性尊严的消失。生育变成了对女性的惩罚，一场灾难。在生死线上挣扎的女性，虽然汗流浃背坐在帷幔之中，却遭到“红脸鬼”的侵袭。五姑姑的姐夫忽略妻子分娩的痛苦，继续虐待这位正处于生死关头的女性，展现出在贫苦家庭中新生儿并不受欢迎的残酷现实。萧红将这位姐夫描绘成红脸鬼，他那红肿的脸和恐怖的手象征着死亡的使者，无情地压迫着女性，即便她们正处于分娩的危急时刻。小说的文字中充斥着女性的鲜血，这里的“红”不仅象征生命的波动，也暗示了生命的易碎^[5]。从生命诞生的那一刻起，生命就在无声中消逝，死亡成为了宿命的终结。在这种残酷的生存条件下，生与死的边界逐渐模糊，生死之间的界限仅有一墙之隔。

（三）反抗与革命

在《生死场》中，尽管人们在压迫的苦难中看似麻木不仁，他们展示出了抗争的决心。外来侵略加剧了他们本已艰难的生活，把宁静的乡村转变为战场，房屋遭毁灭，亲人被屠戮，财产遭掠夺……长期的苦难生活使人们从麻木中逐步觉醒，自发地集结起来，发誓要进行复仇。那一刻，甚至天空似乎也加入了他们的誓言，树叶因感受到人们的愤怒与悲痛而低垂，熊熊燃烧的火红蜡烛映衬出周围悲壮的氛围，让宁静的蓝天也似乎摇摇欲坠，预示着黑暗最终将被红色的力量所推翻。“天光从羊背流过，桌前大红蜡烛在沉默的人群前燃烧。”这里的红色不再是早先章节中的希望象征，而是变成了抗争与革命的标志，血与火激发了人们的反抗热情，赋予了革命抗争新的含义。小说后面的章节描述了“抗日”活动，其中频繁出现的仪式化的复仇场面，如李青山组织的“秘密集会”和寡妇们的“抗日誓言”，这些场景中的红布桌子和燃烧的大红蜡烛神圣化了民族抗争，用深红的色调描绘斗争的悲壮，鲜明的色彩强调了沉重的压迫感，唤醒了沉睡中的民众，展示了“人”的积极作用^[6]。人民从沉睡中苏醒，团结起来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成为了自己命运的主宰，即使是普通妇女如王婆，也勇敢面对敌人的刺刀。

而这些仪式化的场景背后，暗藏的细节显示了民众对反抗侵略的懵懂和困惑。神圣的复仇誓言与懵懂的复仇理念形成了巨大的矛盾，突出了《生死场》文本的复杂性。看似杂乱无章的文本实际上隐藏着深刻的主题，红与黑的强烈对比贯穿全书。萧红精心设计的《生死场》初版封面采用红黑对比，创造了一种极度紧张的不安感，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和心理冲击。黑色描绘的形状与满洲国地图相似，中间的警戒线象征国土的分裂和民族的裂痕。深红色块象征东北人民的苦难和泪水，尽管经历苦难，也预示着革命的新生。红与黑的结合传递了作者的悲壮情绪。封面上红黑色彩的运用象征生与死的循环，展现宇宙间永恒的动态。小说虽然“未完”，却开放式地展望未来，向着人类精神和灵魂的深层开放。这显示了萧红对色彩运用的自觉追求，她通过精选色调来挖掘色彩背后的深层意义，从而增强了小说的主题表达。

二、《生死场》中红色隐喻的嬗变

色彩的不稳定性使得它在不同的语境中能够呈现出多样的含义。在文学创作中，色彩不仅仅是视觉的体验，而是转化为映射更广泛事物的工具，人们为其赋予各种关联意义，使其成为一种象征性的隐喻和概念性的解释^[7]。这种不稳定性让色彩语码具有了比文字更丰富的隐喻性和象征意义。只有通过作家的艺术加工，这些色彩才能凝结成为表达其个性和生命追求的有力象征。

（一）文本断裂理论发展

《生死场》显现了明显的政治寓意，其作为“抗日小说”首次出现在文坛。萧红以其特殊的流亡作家与抗敌代言人身份，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注意。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生死场》被视为激励民众反抗的象征作品，尽管书中直接涉及抗日的章节并不多，它们却被视为小说的核心内容^[8]。当从单一的“抗日”视角扩展到更广泛的意识形态探讨时，学界开始关注到作品中明显的文本断裂现象。

鲁迅撰写的《生死场》序言，为之后的评论家评价萧红和探讨小说的“文本断裂”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鲁迅使用“越轨”来形容小说的语言特色，表明其独特的文化视角和隐喻设计，虽然文字结构看似杂乱无序。胡风的读后感指出《生死场》“仿佛是一系列散漫的素描，缺乏向核心主题深入的动向”，这种评价并非批评，而是对萧红独特文风的准确把握。尽管小说表面散漫，却能显现出一个鲜明的中心主题，透视萧红精神世界的一角。美国学者葛文浩在其《萧红评传》中对小说突兀的抗日内容表示困惑，认为“生与死”的哲学是《生死场》最为核心的主题。而摩罗则认为，小说的前后内容不均衡导致了文本断裂，可能引起读者对文本的误解。

《生死场》包含十七个章节，各章之间联系不紧密。小说的前十章与后七章在内容和主题上有明显的转折，导致小说整体失衡。这两部分内容仿佛两种不同材质的金属板被焊接在一起，产生强烈的断裂感。小说没有清晰的时间线索，时间在此显得断裂和不连续。前十章节奏缓慢，萧红用其独特的笔法展示东北农村的日常生活。而到了第十一章，叙述风格和内容发生剧变，转而描述村民组建“义勇军”并在外敌侵略后逃散的经历。这种突变导致两部分内容之间的连续性丧失，艺术世界的前后不一致，将农民置于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延伸至描述农民投身抗日斗争。第十四章《到都市里去》讲述了金枝进城谋生并被城市抛弃的故事，与抗日主题显著偏离，使得原本作为整体的后七章显得更加断裂。因此，小说从描述农民的日常生活突转至描绘民间抗战力量的崛起，与整体主题形成了显著对比，造成了文本的间断和不连贯。

（二）佐证文本断裂的红色隐喻变化

《生死场》中的“红色”象征鲜血，此一象征在麻木与觉醒的交替斗争中展开^[9]。该小说字数接近八万字，其前三分之二的篇幅并未涉及革命或抗战主题。在这些章节里，“红色”仅仅象征自然界的生老病死，尚未显现革命的色彩。然而，随着文本的断裂和转折，“红色”的含义逐渐融入了共产主义的革命精神。故事从二里半寻找他丢失的山羊开始，最终以他放弃山羊加入抗日队伍结束。二里半代表了那种无知而努力求生的中国农民，他将土地、粮食和家畜视为比生命更重要的存在。他和老山羊的关系超越了人与动物的界限，彼此成为了生存中不可或缺的支撑。山羊成了他那单调苦难生活的象征。尽管他对国家的沦亡似乎无动于衷，但在民众抗战情绪的推动下，他最终舍弃了深爱的山羊，投身于抗日活动，这一转变彰显了小说的革命升华，符合当时的政治需求。

在《生死场》的全文中，“红色”作为一种色彩语码，其隐喻内涵多是积极而正面的，尽管其间也夹杂着消极的意味，特别是在后续章节中，红色的隐喻意义发生了显著变化。文本的开篇五章中，红色象征着坚韧不拔的生命力和强烈的活力，是作者寄予的希望所在。然而，随着故事的深入，萧红对“红色”这一意象的使用逐步带上了生命终结的虚无感，希望的色彩开始逐渐消退。色彩的这种独特属性，无论是独立存在还是深入其他艺术形式，都深刻反映了人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在小说中，赵三的脸总是呈现出红色，甚至是肿得通红，这不仅仅展示了他的生理或病理状态，更暗示了他在特定情境下的精神状态。多种含义的“红色脸”隐喻，塑造了赵三在不同时期的形象，让读者通过色彩的多元解读，见证他的成长与堕落过程。赵三本是个抱有理想、勇于反抗封建地主压迫的“野心家”，他渴望前往城市大展拳脚，甚至勇于创建镰刀会来反抗压迫。因此，“红色的脸”象征着他刚毅和不屈的性格。然而，一场误会引发的暴力爆发导致他被投入监狱。小说描绘的北端被鲜血染红的雪地，不仅埋葬了那名被赵三打伤的小偷健全的身体，也终结了赵三孤注一掷的勇气与生命的顽强，他的无力抗争的生命从此失去了活力，仅在时光流逝中黯然消失。他的脸虽然依旧红肿，却失去了昔日的血性，变得软弱，将怨气仅仅撒在妻子身上。但幸运的是，在革命的号召下，他最终觉醒，逐渐找回了失落的勇气，脸上的“红色”重新焕发了生机，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抗争者，拒绝成为亡国奴。

三、《生死场》中红色隐喻嬗变之成因

（一）客观因素

萧红，作为一位左翼作家，自然在其作品中深入展示了她对抗战期间民族内部阶级矛盾和全民族抗战意识的关注^[10]。受抗日思潮的鼓舞，文学界普遍认为杰出的文学作品应负有批评和指控外来侵略者罪行的社会职责。同时，受到萧军等左翼思想家的影响，萧红在创作中时常不自觉地偏向于左联的文艺主张。这种背景下，《生死场》加入的“抗日”元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本的结构断裂。小说是由一系列独立的场景组成，萧红从她熟知的东北乡村出发，探索物质生活的根本层面，真实地反映了东北人民的生存状况，将个体的命运与广阔的时代背景相结合，显示出她的政治敏感性和爱国心情，这符合当时的政治和审美需求。

萧红继承并发展了鲁迅的文学遗产，继续对国民的劣根性进行批判，并突破了鲁迅的沉重风格，积极承担起思想启蒙的任务。她用尖锐的目光审视着周围充满苦难的现实生活，通过充满活力的色彩语言传递自己的体验和情感，更加直接地表达了对国家危机的担忧和对生活的深刻洞察。小说在第十一章达到转折点，萧红把生与死的议题放置于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继续探讨人性的缺陷，关注女性的生存境遇，从而激发读者对生命本质和死亡意义的深入思考，提供了一种几乎是原生态的写作手法的真实情感体验。

（二）主观因素

萧红的中学教育背景和她在绘画方面的短暂学习经历对她的红色隐喻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引导她以画家的视角审视自己的文学作品。作家们各有不同的个性，而色彩语言系统便是这些个性的反映，与作家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紧密相关。萧红擅长使用独特的写作技巧来捕捉和调整色彩，精确地描绘自然景观和社会生活中的一瞬，创作出丰富多彩且感人的视觉场景，为读者呈现出新鲜且真实的视觉体验。她的作品中色彩语词的使用贯穿始终，并且经常重复使用特定的色彩语码，通过丰富的画面色彩展示了她的审美偏好和深层的精神世界。

萧红偏好通过色彩来进行文学表达，塑造出具有画家般美感的独特文学语言形式，从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文学艺术风格。她认为小说是作家个人自由表达的场所，不应被任何固定的标准或形式所限制，色彩的运用应与作家的个人意识相呼应，成为其思想表达和情感传达的工具。考虑到人物心理活动本质上并不具有可视的色彩表现，情绪的外露通常是无声的，但可以通过面部表情看出，通过这些表情可以追溯到个体内心深处的情感状态。单靠简单的语言往往不能完全传达复杂的人类情感，因此需要通过色彩语码的隐喻来进行表达。在绘画艺术中，色彩通常关联情感，能够激发观者的情感反应，并且常常被赋予象征意义。正如阿恩海姆所言：“色彩能够表现情感，这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凭借敏锐的感知力，萧红能够捕捉到生活中存在的各种色彩，用详实的叙述来绘制清晰生动的场景。深谙绘画之精髓的萧红，在其小说创作中吸纳了绘画艺术的精华，不仅让她的文学作品具有了如画的美感，也为现代小说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四、结论

萧红的作品鲜明地展现了色彩的独特运用，《生死场》中色彩的变化反映了作者创作心态的演变，为研究小说的文本断裂提供了关键的分析依据。文学中的色彩语码不仅是作家审美活动的个性化表现，也是对实际色彩的心灵感知和再创造。萧红精于运用色彩语码捕捉人物的情感波动，她巧妙地连接色彩和情感的多重含义，从而深化了小说的主题，为读者构建了一个独特的情感与心理空间。她从自己的认知角度出发，探讨色彩的使用，赋予颜色丰富的隐喻，使色彩在塑造形象、表现人物情感、营造环境等方面扮演关键角色，从而揭示了作者的精神世界。色彩的巧妙应用不仅为她的作品注入了生命力，还强化了小说的视觉感受，这在文学创作中具有重要价值。

色彩的应用与人们的生活环境存在对应关系，萧红的个人体验和美学感悟使她的色彩表达在语言体系中占据了显著位置。色彩已变成了作家情感和意志的具体化表达，形成了审美领域的特殊对应关系。萧红将色彩视为一种重要的形式融入其文学审美中，展示了生动且独特的生命表达方式，并在文本中嵌入了色彩的审美力量，将瞬间美感永久化。通过深入的内心体验，色彩成为了她个性和生命艺术的象征，甚至是生命价值的承载物。

本研究对于《生死场》中“红色”的隐喻分析尚不彻底。未来的研究计划将涵盖萧红的其他文学作品，以深化对“红色”色彩语码的独特性和文学价值的理解，进一步验证《生死场》中文本断裂理论的有效性，并细致探讨萧红的独特美学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