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绪    论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重要理论流派，由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德·埃奥本首次提出。该理论指出，女性受压迫与自然遭掠夺的现象具有同构性，其根源在于男性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合谋^[1]。生态女性主义主张以女性经验和母性伦理为基础，重建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从而实现生态与性别的双重解放。

作为旅美作家，严歌苓一直坚持中文书写，她的小说对中国女性，尤其是海外的中国女性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同情。这和近代以来的女性作家有些不同，但本质上来说，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和女性发展出路的探求一直是中国女作家的着眼点。严歌苓成长于“文革”时期，年少时的军旅生涯和亲历“文革”使得她对那个时代形成了独特的记忆，所创作的有关“文革”的作品以独特的书写方式，开拓了“文革”题材的叙述方式和书写深度，成为“文革”题材书写的独特文本。在这些作品中。严歌苓始终渗透着关于人性的思考，关怀雌性的压抑和母性的绽放。在她的创作中，那个特定的动荡年代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出现在画面里，但读者却可轻而易举地从一个个人物身上鲜活的、扭曲了的价值观中窥斑见豹，挖掘出极端环境中的人性崎变。严歌苓关注极端环境中普通人的人情冷暖，探究人性异化的缘由。

在文学领域，生态女性主义为女性作家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通过自然意象、动物象征和身体叙事，女性作家表达出对生命整体性与自然和谐的追求。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严歌苓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与深刻的人文关怀，在全球华语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她的作品常以女性命运、性别困境与生命伦理为主题，展现了女性与自然之间的精神共鸣。《雌性的草地》是她的重要代表作之一，作品以“雌性动物”为叙事核心，构建出女性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图景。

严歌苓通过动物意象揭示女性在社会与自然双重压迫下的处境，同时赋予“雌性”以坚韧、包容和创造的生命力量。小说中的“草地”既是自然空间，也是女性精神的寄托，体现了女性与自然的共感关系。这种以自然为媒介的叙事方式，正契合生态女性主义关于“自然—女性—生命共同体”的思想主旨^[2]。

本文以生态女性主义为理论基础，选取《雌性的草地》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作品中动物意象、自然叙事与女性主体觉醒的内在逻辑。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严歌苓小说的生态美学解读，也能为当代文学的性别研究提供新视角。

本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理论层面，通过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重新审视严歌苓的创作，不仅深化了对其文学作品的理解，也拓展了生态文学与女性文学交叉研究的理论领域，为相关学术讨论提供新的分析框架；其次，在文学层面，研究揭示了《雌性的草地》中动物意象的象征作用、自然叙事的空间意蕴以及女性形象的生态女性主义特征，体现出作品在生态伦理与性别意识上的文学价值；最后，在现实层面，面对当下生态危机与性别问题的双重挑战，分析作品所呈现的生态伦理思想，有助于反思人类与自然、性别与权力的关系，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公正的融合提供启示与思考。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生态女性主义研究起步较早。卡罗琳·梅钦特、苏珊·格里芬、瓦尔·普拉姆伍德等学者从哲学、文化与伦理角度揭示自然与女性被压迫的共同机制。文学批评领域的代表人物格里塔·盖尔和帕特里克·墨菲提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张通过文学揭示性别与生态的双重压迫，重建平等的生态话语[3]。

国内学界自21世纪以来开始关注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的结合。生态女性主义为女性文学研究注入了生态伦理的新视角。近年来，部分研究者以严歌苓作品为例，从动物意象、自然母性和女性意识等角度展开探讨，但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多停留在符号阐释层面，缺乏对生态伦理与女性主体精神关联的系统分析[4]。

（三）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本文以生态女性主义为理论支撑，系统分析《雌性的草地》中女性与自然的共生关系，重点探讨动物意象的生态象征、自然空间的母性隐喻及生态伦理的文学呈现，揭示严歌苓如何通过自然叙事反思人类中心主义与性别压迫；在创新方面，本文以“生态伦理—女性意识—文学象征”为分析路径，构建了生态女性主义在其小说中的系统解读框架，同时将作品置于当代生态文明语境下考察，呈现其文学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双重维度。

二、生态女性主义的思想脉络与文学启示

生态女性主义自20世纪70年代兴起以来，逐渐成为环境哲学、社会学和文学研究的重要理论视角。其核心理念在于揭示女性受压迫与自然被掠夺之间的结构性同构关系，批判男性中心主义对自然和女性的双重支配。以下将从生态女性主义的基本思想、伦理主张及文学启示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生态女性主义的基本思想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生态危机与性别压迫具有相似的社会根源：男性中心主义（patriarchy）将理性、文化、精神等与男性联系，而将情感、自然、身体等归属于女性，从而在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中构建等级体系。自然与女性被视作“他者”，既可被征服，也被边缘化。这种思想不仅揭示了环境破坏的社会心理根源，也为女性解放与生态保护提供理论依据。

学者瓦伦·普拉姆伍德（Val Plumwood）提出，自然被掠夺与女性被压迫的共通性在于支配逻辑。她强调，需要从文化、伦理和社会实践层面重构人与自然、性别间的关系。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则从心理学和伦理学角度提出“关怀伦理”（ethics of care），主张以情感、母性与生命关怀取代对自然与女性的控制，实现社会与生态的平衡。生态女性主义不仅关心环境问题，更关注性别与权力结构，强调环境保护与女性解放的相互关联性[5]。

生态女性主义首先是一种高度多元、开放包容的思想体系。作为一个“伞状理论”，它并非单一立场或固定范式，而是涵摄了弱生态女性主义、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精神生态女性主义等多种流派。尽管这些流派在问题意识、理论路径上各有差异，有的强调性别压迫与生态危机的结构性关联，有的关注文化象征与价值体系的重构，但都聚焦于女性与自然的共同境遇，从不同视角出发指向同一目标：消解压迫逻辑、促进生态与社会的整体和谐。

这一思潮的包容性还体现在其国际性与跨文化特征。来自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在各自独特的文化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背景中展开对女性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形成“差异中的共鸣”。多样化主体的对话与交流使生态女性主义不断吸纳生态主义、女性主义、存在主义等思想资源，从而构建起一个兼具理论深度与开放性的交叉理论场域。可以说，它以多元共融的方式突破了单一理论体系的局限，拒斥等级、中心与统治逻辑，为全球生态实践与女性解放提供了多样化的理论路径。

其次，生态女性主义强调整体性与关联性的自然观。生态女性主义者批判近代以来以分割、控制、征服为核心的机械自然观，主张以整体、有机的视角理解自然界。在这种观念下，自然的各组成部分皆处于相互依存、平等协作的关系之中，人与自然、人类内部以及各种生命形式之间不存在本质性的等级区分。世界被理解为一个由复杂联系构成的动态整体，人类只是其中一部分，而非凌驾其上的主宰者。这种整体性思维不仅挑战了传统的“文化/自然”“男性/女性”“人类/非人类”等二元对立结构，也为重新建构生态伦理提供了理论基础。

此外，生态女性主义是一种以关怀与平等为核心的伦理理念。它强调关怀伦理在生态危机与性别不平等中的重要作用，主张以关怀、责任、共情与合作等价值取代支配、剥削和冷漠。生态女性主义所倡导的关怀并非局限于女性群体，而是扩展到整个人类与自然界，体现为对弱势者的扶助、对他者的理解以及对生态系统的尊重与保护。在这一视角下，关怀不仅是一种道德姿态，更是一种能够促成社会结构转变的实践力量。生态女性主义因此呼吁男性与女性之间互相体谅与支持，人类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承担起保护自然、修复生态的责任，实现人与自然的双向关怀与共同发展。

生态女性主义以其多元包容的理论构架、整体关联的自然观和以关怀为核心的伦理立场，为当代社会重新思考生态危机、性别关系与社会发展模式提供了重要启示。它以非支配性的方式构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为构建更公正、更和谐的生态文明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实践方向。

（二）生态女性主义的伦理主张

在生态伦理与女性主义的发展谱系中，生态女性主义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尽管其思想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的妇女运动与环境运动，但生态女性主义既不等同于传统环保主义，也超越了单一的女权主义视角，更不是两者的简单叠加。它既是女性主义的分支理论，也是生态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弥补二者在历史、哲学与政治维度的欠缺，形成了一种兼具本体论意义与方法论价值的新型思想体系，展现出强大的理论生命力。

首先，生态女性主义为环境伦理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在20世纪的环境伦理讨论中，人类对于自然的道德立场主要在“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间摆荡，两者都试图回答自然是否具有道德地位，但均遭遇理论与实践的困境——自然环境不断恶化，人类生活质量下降，自然的权利难以得到真正保障。在这种背景下，生态哲学家提出“环境协同论”，强调人类与自然之间存在内在的共生关系，只有实现双向尊重，才能带来整体性、长远的生态福祉。生态女性主义正属于环境协同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认为尊重自然即是尊重人类自身，而尊重所有人类群体也反过来推动对自然的保护，实现伦理上的互惠与协同。

其次，生态女性主义扩展了女性主义的理论疆域。从传统女性主义到生态女性主义，研究视角由性别层面的权利追求，进一步转向人与自然、生态与文化的整体关系。生态女性主义者不仅批判针对女性的歧视，也反对针对自然的掠夺与压榨，将性别压迫与生态危机视为同源的结构性问题。她们从社会化大生产、现代技术体系以及资源开发逻辑等宏观层面对女性的社会角色进行反思，指出女性经验与生态伦理具有天然关联性。这种将性别议题与生态议题交叉、融合的理论发展，是女性主义迈向更综合人类关怀的重要进步。

第三，生态女性主义在理论批判层面具有深刻性。其主要批判对象包括父权制逻辑、二元对立思维以及近代科学技术主导的机械论自然观。查伦·斯普瑞特奈克与卡伦·沃伦等生态女性主义者揭示，统治女性与统治自然之间存在象征性与历史性关联，而这种关联根植于父权制，其逻辑是：拥有理性、力量与控制能力者处于支配地位，而缺乏这些能力者则被归为“被统治对象”。这种逻辑不仅支撑了性别压迫，也正当化了对自然的剥夺。生态女性主义者通过批判这种等级化世界观，试图重建一个非支配、非二元、非中心化的价值体系，使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回归平等与合作。

与此同时，生态女性主义对近代科学主义和机械论自然观进行了系统性反思。卡洛琳·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指出，西方现代科学以客观理性为绝对标准，将自然视为可无限利用的“资源”，将女性视为可被规训的身体对象。这种思维模式剥夺了自然的生命性，削弱了情感、关怀和伦理等非理性要素的价值，也进一步固化了男性中心主体的优势地位。生态女性主义者因此提出应以有机的、整体的自然观取代机械论体系，主张万物互联、生命共存，只有在这样的自然观背景下，人类的生态伦理才能获得真正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生态女性主义的伦理核心在于“关怀与共生”。它反对以支配、征服和控制为基础的理性主义伦理观，强调尊重生命的多样性，主张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扶助与互惠关系。关怀伦理不仅是道德原则，亦是重建生态伦理体系的重要基础。在这一伦理视角下，自然不再被贬为被动的背景或可随意开发的对象，而是拥有生命经验、与人类共享生存意义的主体。而女性的母性经验、身体经验、情感直觉与共情能力被视为理解生态危机、构建关怀伦理的重要资源。通过强调文化、性别与环境的交叉关联，生态女性主义提供了一个超越传统男性中心主义的伦理框架，使生态伦理从抽象理念转向更具情感深度、实践价值的思想体系。

此外，生态女性主义的实践意义也体现在大量具有影响力的文献作品中。从卡逊《寂静的春天》到布伦特兰夫人的《我们共同的未来》，再到席瓦、普鲁姆伍德等学者的后续著作，都以女性视角揭示生态危机与社会不平等的关联，推动了全球环境运动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形成。这些文献不仅改变了社会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知，也为生态女性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实践基础。

生态女性主义通过其批判性、关怀性的伦理立场，为当代生态危机与性别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理论深度与实践方向。它不仅弥补了传统生态伦理学与女性主义的不足，也构建起一个融合自然观、价值观与伦理观的综合性理论体系，为人类重新理解自身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全新的思想视野。

（三）文学启示：生态叙事与动物意象

在文学领域，生态女性主义强调通过叙事语言、自然意象与女性经验建构“生态叙事”。作家借助自然、动物或环境意象，不仅表达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也反思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与女性的异化。自然空间和动物形象成为承载伦理思想的重要媒介，使文学作品具有双重功能：审美价值与社会批判。

严歌苓的创作正体现了生态女性主义在华语文学中的实践价值。她以女性经验为出发点，通过动物意象和自然母题描绘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作品中，动物不仅是生态的象征，更是女性生命状态的映射；自然空间如草地、河流等则承载母性隐喻，体现女性主体的觉醒与生态伦理思考。这种写作方式不仅拓展了文学表现力，也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理解生态伦理与性别政治互动的新视角。

三、《雌性的草地》中的动物意象与生态隐喻

（一）动物意象的象征功能

在《雌性的草地》中，严歌苓以丰富的动物形象构建出一个独特的生态世界——狗姆姆、狼金眼、狼憨巴、母马绛杈等，均不仅仅是故事的陪衬或情节工具，而是具有深层象征意义的“中间物”，成为人类与自然、女性与生命之间沟通的桥梁。动物在小说中承担着多重功能：它们既是生态环境的活体呈现，也是女性主体精神与道德认知的投射[6]。

狗姆姆的形象充满母性光辉，它对畸形幼崽的悉心守护，超越了生物本能的功利逻辑，体现出无私的爱与责任感。这种母性守护不仅是自然界生态平衡的体现，也折射出女性在面对生命脆弱时的伦理担当。狼金眼则象征忠诚与坚韧，其形象贯穿了生态系统中善与恶、文明与野性、秩序与混沌的辩证关系。母马绛杈的自由奔腾，则暗示女性精神的独立性与自然生命力的不可驯服性。通过这些动物意象，小说呈现出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动态平衡关系。

（二）动物与人性：生态女性主义的象征关系

严歌苓笔下的女性形象与动物世界紧密相连，她们在辽阔草地上与自然共处，形成一种身心融入生态的生命状态。这种人与自然、女性与动物的共生关系，正体现了生态女性主义强调的“身体经验与生命循环的共通性”。女性的情感直觉、母性关怀与自然规律相呼应，她们不是自然的征服者，而是倾听者和守护者。

《雌性的草地》中的小红军陈芳姐、垦荒青年陈黎明与女子牧马班中的沈红霞，她们都在实现理想的路上，信念坚定却迷失了方向，错把生命的逝去作为理想的最高实现形式，期待着光荣牺牲的机会。死己不再是一种纯自然的、无法避免的生理状态，反而成为个人在历史舞台上的最后一次亮相，承载着理想强加给它的重大意义。这个庄严而荒诞的理想扼杀了全部女孩，把她们年轻的肉体与灵魂作为实现理想的必然牺牲，捧上了理想的祭坛。理想与准则超越一切成为她们生活的主导，在千年不化、一成不变的古老荒原中消损自己的生命，演绎着苍凉与残酷。

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动物意象成为女性精神的投射。狗姆姆的母性守护、金眼的忠诚与坚韧，不仅是对自然秩序的呈现，也映射出女性在男性中心世界中对生命伦理的重新定义。女性在与动物互动中获得自我认知，她们的关怀行为体现了对弱者的保护、对生命平等的尊重，这与“关怀伦理”的核心理念相契合。动物与女性之间的互动，不仅丰富了人物形象，也深化了生态伦理主题，使文学叙事具有强烈的社会与哲学意涵。

（三）“兽性”与“人性”的辩证统一

小说中，严歌苓多次刻画“兽性”与“人性”的交融，体现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思考。憨巴与金眼的命运对照揭示自然秩序下的生存哲学：善与恶并非绝对道德判断，而是生命自我实现的不同方式。憨巴代表被压抑的野性本能，其悲剧源于生命冲动与社会规范的冲突；而金眼则象征文明规训后的善良与忍耐，其遭遇展示了文明社会对自然本能的误解与约束。

这种人兽共融的叙事模式，传达了严歌苓的生态伦理观——生命的价值不在于等级或支配，而在于其存在本身的尊严。人性包含兽性，兽性亦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这种二元对立的打破，是生态女性主义追求的伦理核心。通过动物意象，严歌苓不仅表达女性与自然的精神共鸣，也提出了对人类中心主义、性别压迫及生态伦理重建的文学思考。动物意象在小说中承载了复杂的生态与性别寓意，使《雌性的草地》成为现代华语文学中生态女性主义叙事的重要实例。

四、雌性与母性：关怀伦理的文学表达

（一）母性意象的伦理力量

在《雌性的草地》中，母性不仅是女性身份的象征，更是女性与自然连接的核心纽带。姆姆对畸形幼崽的悉心照料、母马绛杈在逆境中守护幼崽的行为，呈现了跨物种的深层共情，这种无条件的关怀体现了生态女性主义所强调的“母性伦理”。母性在小说中不仅是生物本能的表现，更是一种伦理力量——它通过关怀、延续与保护，建立起生命之间的道德秩序。

与此相对，男性形象往往体现出逃避、冷漠和理性至上的思维方式。例如，小说中“叔叔”面对私生子时的恐惧与拒绝，象征着男性中心文明对生命延续的回避与责任缺失。这种性别差异揭示了男性“理性—控制”逻辑与女性“情感—关怀”逻辑之间的根本冲突[7]。

严歌苓通过姆姆、女战士等“母性化角色”，强化了母性伦理的力量。她们不以征服自然或主宰他人为目标，而是以包容、理解与延续为核心价值，这与生态女性主义主张的重建世界伦理秩序理念高度契合。母性伦理不仅体现在对个体生命的守护，也延伸到生态伦理层面：女性关怀的延伸实现了对自然、社会及生命共同体的保护。

表4-1 《雌性的草地》中母性角色的伦理功能与象征意义

母性角色	行为特征	伦理象征	对生态女性主义的启示
姆姆（母狗）	照顾畸形幼崽，守护幼崽安全	母性关怀、无私奉献	表现跨物种共情与伦理力量
女战士	照料同伴及环境，保护草地生态	责任感与生命延续	强调女性主体对生态和社会的道德担当
母马绛杈	在逆境中保护幼驹	生存智慧与母性坚韧	体现女性在自然秩序中的伦理作用
小说中其他女性角色	协助照料动物和弱者	关怀、共感	建构女性与自然、生命的共生伦理

（二）“雌性”书写与女性身体的生态隐喻

“雌性”在小说中不仅指性别，更象征生命创造力与滋养能力。小说题目“雌性的草地”本身就是生态隐喻：草地代表自然的丰饶、包容与循环，而“雌性”则指向生命孕育、再生与关怀功能。两者结合形成了女性与自然的生态共鸣，呈现出生命力的可持续性与生态伦理价值。

严歌苓通过女性身体经验的叙事，将自然从被支配、被物化的对象转化为具有主体性的生命体。小说拒绝传统文学中“女性=自然=被征服”的单向隐喻，而以“女性—自然”的双向互动构建生态话语权。女性身体在文本中成为生态伦理的载体，其感知、情感与行动与自然界紧密交织，实现了生命共同体的伦理觉醒。

女性身体与自然的对应关系可以通过以下表格展示：

表4-2 女性身体特征与自然隐喻的生态意义

女性身体特征	自然隐喻	生态意义	文学表达功能
母性关怀	草地的滋养	生命延续与生态守护	强化女性与自然的共生关系
情感直觉	风、雨、草地的变化	生命循环感知	建立女性主体与自然的感应联系
身体劳动	牧马、照料动物	尊重自然规律、生态实践	展示女性的伦理行动与生态智慧
生育能力	草地繁茂、动物繁殖	新生与再生	象征生命力的延续与生态平衡

小说中，“雌性”不仅是性别符号，也是伦理象征和生态象征的复合体。女性的身体经验与自然生态形成呼应，使文本中的生态意识与性别意识相互交织。通过这种叙事策略，严歌苓实现了对女性主体觉醒与生态伦理重建的双重呈现。女性通过身体感知与关怀行动，不仅获得了对自我与生命的认同，也建立起对生态环境的伦理责任感。

《雌性的草地》通过母性意象和“雌性”书写，呈现了关怀伦理在文学表达中的深刻内涵。女性在文本中既是生命的守护者，也是生态伦理的倡导者，她们通过关怀与共情，实现对自然、社会及生命整体的道德责任，体现了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叙事中的具体化与可感知化。

五、生态叙事的语言策略与美学特征

（一）语言的生态化表达

作为旅美作家，严歌苓一直坚持中文书写，她的小说对中国女性，尤其是海外华女性，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和同情。这种关注既延续了近代中国女性作家的传统，也在视角和方法上有所拓展：不再仅仅关注女性的命运与社会地位，而是通过自然与社会的双重映照，探讨女性生存状态与生态关系。正如西蒙·波伏娃所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千百年来，女性在男权社会中被迫成为“他者”，在公共空间沉默、沦为次等公民。即便五四时期的“出走”呼声激励女性意识觉醒，诸如庐隐、丁玲、萧红等作家的作品亦揭示出女性在现实制度面前的无力与苦难——《生死场》中对生育之痛与男性欲望的描写，以及萧红对女性自我牺牲精神的反思，均体现了女性生存的艰难与社会约束。

然而，严歌苓的书写在此基础上引入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自觉性。她不仅关注女性的生命个体，更把女性的生存状态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纳入叙事视野，强调人与自然、女性与社会的互动与共生。在《雌性的草地》中，女性在草原上的生存状态被描绘为与自然力量的直接互动：她们的身体、情感与劳动被环境塑造，同时又通过与自然的搏击表达抗争意识。草原女性不再仅是社会性别的承载者，更成为生态叙事中的主体——既感知自然的威力，也在自然中寻找生命与尊严的空间。这种书写呼应了生态女性主义伦理核心——“关怀与共生”，反对以支配和征服为基础的男性中心逻辑，强调尊重生命的多样性与互助关系。

在语言表达上，严歌苓充分体现了生态化的叙事策略。《雌性的草地》的语言自然、质朴而富有张力，她通过拟人化和象征化的修辞，将自然景象与人物情感紧密交织，使草地、动物、风雪乃至天空的颜色成为叙事的情感参与者。例如，“草地在风中呼吸”“老狗姆姆舔着血色的夕阳”“雪花在天际翻滚着诉说寂寞”，不仅描绘景物的形态，更赋予其生命律动与情感温度。这种语言策略打破了传统文学中将自然作为背景的惯例，使自然成为有感、有声、可参与的叙事主体。

生态化语言的运用，使读者能够感受到人与自然、女性与动物之间的情感共鸣。草地不再是单纯的视觉意象，而是女性精神与生命伦理的映射；动物的动作不仅体现其生理行为，也象征女性在男性中心世界中的情感与伦理抉择。此外，严歌苓通过句式的长短、节奏和词汇选择，营造出自然的律动感：短句突显生命瞬间的情绪波动，长句描绘自然景观的延展与生命流动。这种韵律感既呈现自然界的循环与呼吸，也呼应女性在生态叙事中的心理节奏与生命体验，使语言与生态主题实现深度统一。

严歌苓通过对女性生命与自然环境的双重观察，将生态女性主义理念融入小说创作。她的作品不仅揭示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生存权利的压制，也在语言和叙事层面重塑了女性与自然的关系，体现了关怀、共生和平等的伦理精神。这种写作实践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拓展了生态女性主义在当代中国文学中的应用空间。

（二）女性叙事视角的突破

《雌性的草地》是严歌苓出国前的重要作品，通过描写一群牧马班女子的性别异化，深刻揭示了黑暗现实对人性与生命的扭曲。在“文革”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下，人性的压抑、价值的漠视以及命运的荒诞性，被小说生动呈现。严歌苓在反思创作时坦言，写作这部小说的初衷并非描写性的内容，而是通过女子群体在险象环生的自然环境中赤手空拳的抗争，揭示对生命的漠视与人性的野蛮践踏。几个弱女子仅凭虚幻的理想和信仰去面对严酷自然，付出青春与健康的代价，这正体现了男权社会和极端制度下对女性的异化与压迫。

小说通过刻画七个十八九岁的牧马班姑娘，在烈日与严寒中的劳作与牺牲，展示了青春、美貌、个性逐渐被抹去的过程。沈红霞作为代表性人物，她从小接受男权式的教育和严格训练，将教条视为信仰，甚至以自残行为实现理想高度，但她缺乏作为女性的性别认同，其无私无畏背后映射出的是时代与男权合谋的深刻压迫。这种叙事不仅呈现了女性个体的身心异化，也折射出整个社会与自然环境中权力结构的荒诞性[8]。

在此背景下，严歌苓的女性叙事视角成为生态叙事的核心驱动力。她突破了传统文学中“弱者言说”或“附属叙述”的模式，塑造出既温柔又坚韧、既包容又清醒的女性形象。通过女性叙述者的内心感知，小说呈现出对生命的敏锐洞察和伦理自觉，使生态与性别议题有机融合。叙事结构采用“人—动物—自然”三重视角的交织方式，女性叙述者不仅关注自身经验，更通过动物与自然的镜像，折射生命伦理与生态哲学。例如，她描写狗姆姆对幼崽的守护、母马在草地上的奔跑，以及风雪对草原生态的洗礼，将个体生命体验扩展至整个生态系统的伦理秩序之中。这种叙事策略不仅强化了女性主体在文本中的中心地位，也体现了生态女性主义所强调的关怀伦理——女性的经验与情感成为理解生态系统的重要窗口。

此外，女性叙事视角赋予小说独特的美学韵律。叙述者以细腻感知捕捉自然界微小变化，将感官体验与心理活动融合，形成“情感—自然—伦理”交融的叙事美学。短句表现生命瞬间的情绪波动，长句描绘自然景观的延展与生命流动，增强文本的节奏感与律动感，使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理念在语言与叙事层面得以直观呈现。草地、动物、风雪不再是静态背景，而成为参与叙事的生命主体，与女性生命体验形成深度共鸣。

通过生态化语言与女性叙事视角的结合，《雌性的草地》实现了文学叙事、生态哲学与性别伦理的有机统一，使小说在思想深度与美学呈现上均展现出浓厚的生态女性主义特色，为理解女性主体意识与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独特视角。

六、生态女性主义视野下的人类文明反思

（一）对现代化与男权逻辑的批判

在《雌性的草地》中，严歌苓通过对草原生态破坏的描绘、动物消逝的描写以及女性边缘化的叙事，深刻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自然与女性被双重物化的现象。小说中的草原不再是一片充满生命的自然母体，而是被工业化与城市文明逐渐蚕食、消解的生态空间；动物的消亡不仅象征生态失衡，也折射出现代社会对女性价值的漠视与压制。这种描写提示读者，所谓“发展”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掠夺与异化的逻辑，而工业文明的快速推进并未真正考虑生命的内在意义和生态伦理。

《雌性的草地》是严歌苓出国前的作品，通过写一群牧马班女子的性别异化来抨击黑暗现实对人性的扭曲。“文革”作为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人性被抑制，人的价值和尊严被漠视，命运在这一时期显示出它的荒诞性。严歌苓后来反思说：“十多年前，我们存在于这些生活之中，毫不怀疑它的合情合理，而多年过去，当我的目光几经折射去回望时，当年合情合理的生活就显出了荒诞的意味”。因此，严歌苓坦言对于《雌性的草地》，“写性并不是我写这部小说的原始动机”，“当时我感到她们的存在很不真实，像一个放在‘理想’这个培养皿里的活细胞；似乎人们并不拿她们的生命当回事，她们所受的肉体、情感之苦都不在话下，只要完成一个试验”。如此可见，在作者看来，要几个弱女子赤手空拳，仅凭着虚幻的理想和信仰去和险象环生的大自然进行搏斗，并赔上青春和健康的体魄，这显然是对生命的极大不尊重，是对人性的野蛮践踏。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现代社会的男权逻辑与工业资本主义相互勾连[9]，将自然与女性同时置于被支配的对象地位。在《雌性的草地》中，女性与动物共同成为被忽视的“他者”，她们的存在及声音象征着被边缘化的生命呼声。严歌苓通过文学叙事，对这种权力结构进行了隐喻式批判：例如，男性角色的冷漠与逃避、对责任的回避，以及对自然与动物的支配，形成了与女性与生态伦理形成对比的价值体系。这种文学处理，不仅呼应了生态女性主义所强调的“关怀伦理”，也为现代文明提供了反思镜像：技术进步和工业化发展不能以牺牲生态与女性价值为代价，否则人类自身的文明意义将被削弱。

此外，小说中对自然破坏与女性困境的描写呈现出双重象征意义。一方面，草原的荒凉与动物的凋零象征工业化文明对生命本质的侵蚀；另一方面，女性角色在荒野与动物间的守护行为则凸显了抵抗与伦理反思的可能。严歌苓以文学形式揭示了现代化叙事中隐含的权力结构问题，提醒人们在追求物质进步时，不应忽视生命共同体的伦理与生态平衡。

（二）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路径

尽管小说呈现出现代文明对自然与女性的压迫，严歌苓并未停留在悲观描写上，而是通过柔性而富有希望的叙事，提出了重建人与自然关系的可能路径。草地上的生命循环、动物间的依恋以及女性角色的守护行动，共同构建了一种以关怀为核心的自然伦理图景。在生态女性主义视野下，这种叙事强调了母性、关怀与情感的力量，认为通过女性经验和生态伦理的结合，人类与自然可以重新建立平等、互惠的关系[10]。

小说中的“雌性”形象不仅象征生殖与生命延续，更代表了一种生态文明的精神力量。女性通过对生命的呵护和对自然的尊重，实现了对男权中心文明与工业化逻辑的柔性抵抗。她们的行为表明，生态文明的重建不依赖于激烈对抗，而在于日常生活中对自然和生命的关怀、理解与延续。这种伦理实践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助共生，而非征服和支配，从而为现代社会提供了生态化发展的文化示范。

在这一过程中，小说所呈现的生态叙事与女性主体意识相互呼应。女性在草地上守护动物、关注生命的脆弱，体现了对生态危机的直接回应，同时也彰显了女性伦理与关怀的独特力量。这不仅使文本具有深厚的文学与哲学价值，也为现实社会提供了反思现代化发展模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通过这种叙事，严歌苓向读者传递了明确的信息：真正的文明进步，必须以尊重生命、维护生态平衡和实现性别平等为前提。

《雌性的草地》在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下，对现代化文明及男权逻辑提出了深刻批判，同时以柔性关怀、母性力量与生命共鸣，展示了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能路径，为生态伦理建设与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与价值。

七、结论

《雌性的草地》是严歌苓小说创作中最具生态女性主义特征的作品之一。在文本中，作家以动物意象、母性伦理和生态叙事为核心手段，构建了女性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哲学。动物不仅作为叙事的陪衬，更成为具有独立情感和象征意义的生命主体，它们与女性角色形成精神共鸣，反映出生命循环与生态秩序的微妙联系。例如，狗姆姆的母性守护和狼金眼的忠诚体现了对弱者的关怀与自然规律的尊重；母性与动物行为的互动则揭示了女性在生态伦理重构中的独特作用。与此同时，“雌性”不仅是性别符号，更象征着生命的复苏、生态伦理的再造以及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为文本注入了深层的哲学与道德维度。

严歌苓通过细腻的文学语言，将女性经验与自然生态的内在联系呈现得淋漓尽致。草地、风雪、动物与女性的交织，使读者能够在叙事中感受到生命的共鸣与伦理的温度。作家以文学之笔唤醒人类对自然的同情与尊重，通过母性关怀为核心的伦理叙事，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可行路径。小说不仅呈现了生态困境，也反映了人类社会中性别不平等与权力结构的现实问题，从而为生态文学提供了独特而深刻的女性视角。

从理论意义上看，《雌性的草地》展示了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领域的实践价值。它重新诠释了“自然—女性—生命”三者的关系，将女性主体的伦理关怀与生态意识相结合，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解读框架。在现实意义上，作品对生态文明建设与性别平等的反思具有启示作用：在全球面临生态危机与环境压力的背景下，尊重自然、关怀生命、推动女性主体意识觉醒，都是实现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公正的重要途径。

《雌性的草地》不仅是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文学化实践，更是严歌苓对生命、自然与女性价值深刻理解的体现。通过动物意象、母性伦理和生态叙事，作品提出了重新审视人类文明与自然关系的可能性，为当代文学提供了独特的审美与伦理价值。在严歌苓的文学世界中，雌性的草地永远生机盎然，那是一片属于生命、属于自由、属于爱的草原，它象征着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图景，也为生态伦理与女性主义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学样本。

因此，严歌苓的作品，无论是对自然女性的观察，还是对社会女性的书写以及对女性生命意识和情感体验的思索，都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生态女性主义的内涵。作者的女性视点总是流露出人性的悲悯，无论是对女性书写还是对文革的反思，归根结底都是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是人道主义精神的理性张扬。这也是严歌苓在一群女作家中能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可见，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二元对立的思维从根本上制约了女性的解放和身心发展。在男权社会的掌控之下，女性的性别意识被压制着，使她们成为自然和男权社会奴役的对象，这从根本上是违背人性和人道主义精神的。社会的发展本是雌雄同体的，和谐社会应该是自然和人类和谐共存，是男性和女性的和平共处。

 

 

参考文献

1. 彭慧洁.论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意义和困境[D].江西师范大学[2025-10-29].

2. 中国现当代文学.论严歌苓非"女性主义"的女性书写[D]. 2020.

3. 彭慧洁.论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意义和困境[D].江西师范大学[2025-10-29].

4. 郭晓芬.生态女性主义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25-10-29].DOI:10.7666/d.d189309.

5. 纪秀明.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回溯,中国经验和叙事启示[J].山东社会科学, 2023(2):6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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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史少博.论生态女性主义"和谐共生"价值观[J].天中学刊, 2024, 39(1):35-39.

10. 哲学.生态女性主义的技术批判思想研究[D]. 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