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论

主题是文章的灵魂，是文章价值所在。创作手法围绕表现主题而呈现。中国文学到了汉代，出现乐府民歌，成为文坛的主流，异彩纷呈。其中，《陌上桑》历来被人们所广泛流传，并誉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叙事诗名篇之一。

我们曾在中学时代学习了《陌上桑》，通过电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材，

更进一步加深了学习。这里，存在着历史演绎、阅读方法论、阅读角度、文化差异、个人素养等等……人们对《陌上桑》的评论文章层出不穷，特别是对这首诗的主题和艺术特色上各持己见。根据文学阅读遵循文学作品的创作规律原则，本人谈谈个人粗浅的看法。

一、《陌上桑》鲜明的主题倾向

《陌上桑》是汉乐府中的名篇。是在民歌的基础上，由文人们加工而完成的。主要反映采桑女秦罗敷拒绝 “使君”（太守之类官员）调戏的故事，歌颂她的美貌与坚贞的情操。

“艺术即是表现。”文章的使命就是去表现生活以及人在生活中的情感、思考及伟大的想象力，读者的使命之一则是要把握作者在文章中所要表现的主题。与作者的写作相反，阅读是读者的一种逆向接受的过程。读者要通过文字媒介解析作者写作目的、感受或思想（即主题）。作者的表现（写）与读者的领会（看）构成一种双向逆反的辩证过程，也就是说：主题是通过感受和理解而概括出来的。但概括主题需要掌握正确的方法。我们对《陌上桑》主题的理解是建立在时代背景的了解和文本的解析上。

（一）《陌上桑》的时代背景

文学是社会社会的反映。自汉武帝立朝定国，就频繁征伐，造成大肆征调行役、戍卒，百姓大批死亡，门户遭毁。汉乐府艺术的反映了汉代社会矛盾，尤其是社会的不公平。如《战城南》反映了战争造成社会秩序给破坏、三农给荒废。《妇病行》中丧失妻子后行乞：“我欲不伤悲不能已”，“入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十五从军征》写出了兵役制度的黑暗，“十五从军征”与“八十始得归”，典型的反映个人的悲剧，也造成家庭门户灭绝的惨痛景象。乐府诗也记载了社会上层的奢靡社会。如《相逢行》叙述了“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五日一来归，道上自生光；黄金络马头，观者盈道傍……”汉乐府中还有许多展示个人情感世界的诗篇，直抒胸臆，感人肺腑。如，《蒿里》、《薤露》是反映不幸的悲歌，《上耶》、《有所思》反映敢爱感恨的爱情诗，更有《陌上桑》这样不畏权势，勇于斗争又善于斗争，歌颂劳动妇女的坚贞、机智和反抗精神的佳作。

（二）《陌上桑》以表现劳动人民美好的理想与愿望为主题

艺术反映生活时，要使这种观念形态的形象表现里能够把生活中最基本的或者本质性的东西表现出来。这就需要对生活本身有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当然这一过程不是把生活本身形式去掉，而是要在取出生活之真、生活之精的同时，也要取出生活本身的表现形态。通过生活本身形态表现生活的本质。社会在发展着，人们的思想意识、感情世界、意识形态、审美及价值观也在顺应时代而嬗变。对文学作品的审美而言，美感中的想象的意境（或是情感）是不断有新的意蕴，是不断有新的发现的，是永远不会穷尽的，关键在于创造出“典型”。有了自己的真实感受的意境，美感才有不可重复的新意，有了广泛的共众情感、阶级情感、民族情感、时代情感，美感才有感人的力量，历久不衰。

对《陌上桑》的主题历来众说纷纭。近年来出现的主要有以下几种认识：宣扬贞操说；赞美说；爱恋情感说；娱乐艳歌说。有人探究罗敷身份是贵妇人还是平民，有人探究桑文化……等等。但我们认为，《陌上桑》以表现劳动人民美好的理想与愿望为主题。

1.结合时代背景看。自父系社会建立以来，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不断下降，渐渐沦为男权的附庸。汉武帝时期，“罢默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被确立为中国文化的官方思想正统，成为古代中国思想发展的里程碑。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的学说阐发“三纲五常”出自于天，并抛出“君臣、父子、夫妇等的尊卑社会关系是天意。从此儒学渐渐失去了他早期的某些特色，而渐渐沦为皇权的附庸，成为为统治者服务的思想工具。因而，封建礼教成为束缚女性的绳索，从此女子的独立性逐渐丧失，而沦为男权的附庸。

《陌上桑》中的的秦罗敷和《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在任务性格塑造上有共同之处。都执著地追求人物外表形象与为人内心的美。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从孩童起学习女红，养成品德素养。出嫁后，勤勤恳恳，但婆婆焦母故意难为她。现实的不公面前，刘兰芝有理智、有气节，没有屈从，与焦仲卿告别，以死抗争。反映了旧时代女性追求个性的强烈愿望。在《陌上桑》中，女主人公罗敷，也是一个有着姣好外表和品德素养的女性。使君出于对罗敷外貌的倾慕而 “缱吏往”，问罗敷“宁可共载不？”。面对男权的邀请，罗敷是坚持自己人格的独立，巧妙的将使君骂了一顿，维护了自己为人妻的贞洁，也表达了对于权贵的不满。

2.结合诗歌环境描写看。《陌上桑》起头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背景增强了事件的真实性，情景交融，烘托人物。衬托作者此时的心境,点明诗歌的主题思想,使读者更易理解作者所想表达的感情,渲染了氛围,使读者身临其境。《陌上桑》的环境描写充满积极向上的气氛：“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一个朗朗晴空，一位美丽的劳动妇女去采桑。这种情景谁还认为是肃杀的悲凉旋律呢？可见《陌上桑》是倾向歌颂、赞美为主旋律。歌颂什么?就看罗敷形象吧！

3.结合诗中取材看。文艺作品主题与取材的关系如同一个人“灵”与“肉”的关系，一篇作品只有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才能淋漓尽致的表现艺术魅力。“文本所表现的思想在文本构成的诸因素中居于‘统帅’地位，因此材料与思想的相互关系中必然存在着材料受制于思想的一面”。① 在汉乐府民歌中，反映女性题材的作品占主要地位。继《诗经》之后，汉乐府诗歌发扬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这些诗歌用平铺通俗的语言反映生活，由以前的杂言逐渐渐趋向于五言，平铺直叙，刻画入微，形象鲜明，细节典型，情节较为完整。是中国诗歌史五言诗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陌上桑》、《孔雀东南飞》、《木兰诗》都是汉乐府民歌写人见长的名篇。《陌上桑》第一解，在写人物时，开创性地采用侧面烘托手法，对诗中罗敷的外貌美作了细节描写：“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梢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来来往往的行人见到了罗敷，都放下身上的担子，整理胡须，以示关注；人群中，青年人摘下帽子整理头巾；犁地的人望见罗敷，忘记了犁田；锄地的人看到罗敷，忘记了锄地。这些人们回到家里便于其家人因为误了农活而互相埋怨。都是看罗敷的缘故啊。这种描写，不是直接对人物正面实写，而是通过对他人的神态中虚摹，反映主人公的相貌出众。这种描写，从阅读角度看，激起读者的想象力，比从正面实写更具有艺术再创造的魅力，在艺术手法上是有独创性的。这种描写，也为第二解 “五马立踟蹰”的“使君”作了铺垫。先通过写“行者”、“少年”、“耕者”、“锄者”等普通人看到罗敷的出神神态;接着与“群民”相对照,用对话的方式刻画上层权宦 “使君”看见罗敷时的情状。前呼后应，说明不仅群民,连“使君”也倾慕罗敷!而且为塑造罗敷的完美形象———秀外慧中、才貌双全服务的。第三解，通过罗敷的语言描写------夸饰其夫君的仪容，与第一解罗敷相貌遥相呼应。这样，罗敷品貌兼美，从而罗敷这一艺术形象有突出的审美价值。因此，《陌上桑》主要衬托的是罗敷的形象。歌颂主人公罗敷的坚贞、机智、守德的个性，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貌美品端、机智活泼、亲切可爱的女性形象。封建时代，妇女地位低下，凡有姿色的女子，便成为达官显贵的玩物。罗敷不怕书记、主任，勇于斗争而且又善于斗争，战胜对方，维护了女性尊严和形象。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罗敷形象成为是广大受压迫妇女内心的渴望，代表了广大妇女的心声。

4.结合诗中配角形象看。《陌上桑》侧面描写了统治阶级的代表“使君”奢华的气派，“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正面揭露使君，“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在学者们的研究中，历来把使君看成统治阶级的象征，把使君的所作所为当做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代表，认为使君依靠自己的权利调戏罗敷。文中，使君到乡间视察，劝课农桑，采花不是主要目的。使君看见罗敷的美貌，深深为其所吸引，遂遣吏往，问罗敷是谁家姝,年几何，宁可共载不。使君并没有粗暴的对待罗敷，并没有强抢民女，而是征求罗敷的意见，而罗敷未免反映太过激动了，这可能与罗敷眼中平常所见到的事情有关，因为一旦自己遇到这种事，本能的反应就是保护自己，罗敷直接将使君骂了一顿“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从道德上拒绝了使君的请求。如果，使君真是一个依靠权力为所欲为的人，那他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权利将罗敷抢到手，而使君并没有这么做，他听了罗敷的话也就知趣的走了。

在封建时代，权贵通知阶级有三妻四妾是正常的事，特别是在统治阶级中,多妻家庭相当普遍。这种现象是当时封建社会法律所许可的,演绎成为时人所接受的社会“正常现象”。两汉时期，上层达官显宦男性多娶纳妾成立正常的事，封建社会法律也允许。由此可见,“使君”求罗敷，在当时也是合理合法的,扯不上“荒淫无耻”之举。因此，《陌上桑》反映“劳动人民反抗封建统治者”之说是很值得商榷的。罗敷拒绝使君，我们认为是使君不符合她的要求，她反对这种封建社会“三妻四妾”的制度，追求的是“一夫一妻”的和谐生活，罗敷并不希望有那么多人和她分享丈夫，如果让她在权归生活和她爱的人之间做一个选择，我想凭借着她对爱情的执着，一定会选择一个她喜欢的人结为夫妻。

5.由文学媒介的“中介性”、“语境依托性”观点看。读者对文本的理解以时代背景为导向，主要还是对文本内容分析，不能脱离文学媒介语境。语境的依托性主要指文学媒介要依托特定社会文化状况而发生作用，这就包括社会文化出版机制、社会组织机构、人文学科体制、社会教育机制、文化价值系统等等。也只有在特定时段的文化语境中规范或者制约而产生。所以，我们对《陌上桑》的主题的理解要以乐府文学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伦理、习俗……文学史等等的探讨来分析具体内容。

6.由“文学阅读”观点看。从阅读角度，艺术典型具有多义性，具有强烈的感染性，激发人们的认同。中国传统叙述作品的叙述者也十分强调读者的反应，如《三国志通俗演义》在叙述者的序言中就要求：“若读到古人忠处，便思自己忠与不忠；若读到古人孝处，便思自己孝与不孝。”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都是具有较高艺术价值，能够经过时间考验经久不衰，能给后人以警世和深远影响的著作。这无一不是归功于文学写作的双重属性。一方面，《陌上桑》是汉代社会社会的典型反映，浸透了乐府时代人民，乃至文人为个性化创造的文化生活内涵。另一方面，文学写作体现为创造性。文学阅读涉及到读者的主体条件和语境，涉及到读者阅读的不同方式和不同目的。德国文艺家Ｈ•Ｒ姚斯的接受美学论认为，读者不仅仅是鉴赏家，而且还是作家，因为文本解读本身是一种创造和再生产。即以读者的感觉和知觉经验将作品中的未定性得以确定，最终实现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所以，我们对《陌上桑》的主题理解就有空间，就以现实文化为基础理解。革命导师恩克思认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自古以来中华文化对劳动人民的歌颂成为正面、正义的力量。华夏大地，各族人民团结互助，以勤劳和智慧共建祖国大好河山，创造出了了璀璨的中华文化。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邓小平同志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强调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突出表现为劳动群众，他们是社会生产力的主要因素，他们是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者。正因为劳动人民创造和提供给我们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资料，社会的上层建筑，才能得以正常进行。所以，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社会精神财富也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但是，人民群众创造物质的、精神的财富，总是要受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政权的性质就决定了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翁，而国家公职人员为人民公仆。只有摆正好主仆关系、主仆位置，才能保证江山永固。当前，要切实履行公仆职责，就要牢记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服务宗旨。基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创作原则对《陌上桑》的主题的“娱乐艳歌说”， 先秦男女 “桑间濮上”之说应该摒弃。 这些说法使得《陌上桑》主题黯然失色，体现不了“文学写作的社会意义”和“文学写作的世界意义”。

《陌上桑》的主题讨论时绵绵不休的，也是多种多样的。其原因主要是对《陌上桑》的主题思想理解偏颇所致，主题思想的偏颇在于对诗人所倾力打造的人物形象缺乏足够的关注和分析。《陌上桑》文本本来就充满矛盾，加之历史资料和证据探讨不够充足其所体现出来的涵义当然有很多值得争议又很难定论的地方。我们不能完全可定某一方，也不完全肯定某一方，只能偏向其一。而且随着历史的演进，各学者对其主旨的看法将会越来越分明。在经过以上综述之后，我们倾向赞美说主旨。通篇叙述核心是罗敷，她就是《陌上桑》的主角，诗中众陪衬人以及使君都围绕这个主角描写，都是在一条此起彼伏的描述数轴线周围，为描写罗敷铺垫。罗敷外在美和内在美就随着就这样体现了出来。所以我们偏向《陌上桑》的主旨在于对罗敷的美貌，美德的高度赞扬，歌颂劳动妇女的坚贞、机智和反抗精神。

二、《陌上桑》成功的表现手法

在文学作品中，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也是有机的统一体，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是互相依存，密不可分的。文学作品的内容，通过艺术形象展现社会生活，揭示思想意蕴；文学作品的形式则，是指文学作品内容的载体，是文学作品作品的内部组织构造和外部表现形态。所以，作品的形式是为表现作品的内容服务的。

别林斯基说：“如果形式是内容的表现，它必和内容紧密地联系着，你要想把它从内容分出来,那就意味消灭了内容; 反过来也一样：你要想把内容从形式分出来，那就等于消灭了形式。”这句话说明了内容与形式是不可分割的----- 文学作品的内容靠形式来加以组织、表现和物化，而文学作品的形式是其内容的载体。如果说内容是一个人的灵魂，那么形式就是一个人的肉身，没有了灵魂，如同行尸走肉；没有肉身，灵魂便无所寄托。只有灵与肉的统一，才是个鲜活的人。由此可见，内容与形式构成了文学作品不可分开的有机统一的因素。

文学作品的形式由文学内容决定，但是文学的形式却对文学的内容有反作用，------文学形式的选择直接影响着文学内容的表达效果。《陌上桑》讴歌劳动妇女“罗敷”，塑造其外在美、个性美、思想美的主题思想归功于成功的表现手法。

（一）善于叙事

诗言志。中国诗歌从诞生，就以抒情诗为旋律。在《诗经》中，仅有几篇叙事作品滥觞。伴随中国社会时代演进，迄至汉乐府民歌出现，叙事诗在文学史上的正式涌现。现存汉乐府民歌，就有三分之一是叙事性的诗歌作品。就乐府诗的艺术特色而言，这些乐府诗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主要的表现娴熟的叙述巧妙和质朴、纯挚的抒情风格。乐府诗叙事“善于选取生活中富有诗意的一个片段或几个片段，精心裁剪，巧妙布局，通过压缩叙事空间，把矛盾集中在一个焦点上。”“因为擅长叙事，汉乐府为我们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②

在《陌上桑》这首民歌里，诗人成功地选取了采桑劳动场面的一个片段，塑造了品貌美兼美、机智活泼、个性突出的古代青年妇女形象。罗敷一出现，通过外貌描绘，出场的是一个惊艳的“好女”印象。随着叙述的展开，通过罗敷与使君的对话描写，罗敷拒诱谢绝，智慧、守德的品格充分而栩栩如生地展示。作品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非常灵活：第一解（第一段）虽然主要表现罗敷的容貌之美，但“罗敷善蚕桑”突出了她爱劳动的优秀品行；第二、三解（第二、三段）虽然流露其内心世界，但“五马立踟蹰”暗示出罗敷美貌的魅力；罗敷夸饰丈夫的仪容，与开头总说罗敷美好遥相呼应，让人觉得这对夫妇确是天造地就，男才女貌，幸福无比。读完《陌上桑》，读者对罗敷的喜爱和诗里的那些旁观者相比显得更加深厚真挚，因为他们仅仅被罗敷的容艳美貌所惑，而读者却被罗敷的高贵品格所折服。达到了一种由单纯地刻画人物的容貌之美进而表现性情之美的艺术高度。

    与罗敷相比，或者与罗敷其夫君相比，“使君”是丑的，此人是封建恶势力的代表，他依仗手中的权势，为所欲为。当他看到美丽的农家采桑女子时，根本就不考虑自己的情况——已是有妇之夫，竟无耻地提出了“宁可共载不？”的无理要求。他暗想这只是小事一桩，凭自己的优越条件，有谁不会痛快地答应呢？可罗敷面对这个令人生厌的贪官污吏，却义愤填膺，怒斥道：“使君一何愚！”这个细节，既表现了罗敷坚贞不屈，勇于斗争，勇于反抗的高贵品质，也刻画了使君的粗暴鄙陋无耻的性格特点。人物形象十分鲜明和突出。

   诗歌抒情的优势在于表露主观情感，所谓“诗言志”。然而失于对客观社会生活人、事的展示。所以，中国诗歌发展至唐代，可谓是诗歌史上的鼎盛期。然而，文人们开展了“古文运动”，因为他们限于直抒胸情或借景抒情的主观世界中，见不到广阔的客观社会。可见，《陌上桑》等乐府诗叙事写人的特色多么富有表现力！“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文风，使得唐代出现了《三吏》、《三别》、《长恨歌》……这样的叙事诗。直到现当代出现了《王贵与李香香》、《回延安》、《漳河水》等等优秀的叙事诗。

我们应该继承乐府诗的叙事遗风，通过诗歌特有的叙事蒙太奇窗口，瞭望精彩纷呈的社会生活。发扬“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风。

（二）出色的人物描写

1.人物正面描写

其一、用服饰、器物描写来正面衬托人物外貌。

    《陌上桑》正面刻画罗敷外貌可谓独具匠心。诗中通过对罗敷劳动器具的精美和服饰装束绮丽的描绘来映衬罗敷的美貌。“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青丝”、“桂枝”都是精美香洁之物，这是欲美其人，先美其物。以用物之美，来烘托和映衬用物的主人——罗敷之美。“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罗敷她头上梳者斜倚于一边、似堕非堕的“倭堕髻”(这是东汉后期妇女流行的一种时髦发式)，耳朵上的坠饰炳耀闪亮、价值连城；杏黄色绮罗裙，紫红绫子短袄……都是璀璨夺目、明丽动人。那么，是不是说明罗敷是一位贵妇人呢？当然不是。从故事里我们知道，罗敷不仅亲自参加采桑劳动，而且还热爱劳动，“罗敷喜蚕桑”，“喜”一作“善”，“喜”说明了她对劳动的感情，“善”说明她劳动的熟练。无论怎么说都证明了罗敷不是贵妇人，而是一个劳动妇女。作品里写她的用物和服饰的华美，只不过是民歌中衬托人物美丽的一种手法。是通过描写装束之美，来衬托身着这种装束的主人公之美。有人通过罗敷形象描写得出这样的结论： “布衣”是劳动人民身份的代名词，而罗敷 身着绫罗绸缎、配饰金银珠宝，这一身装扮，还能采得了桑叶吗？这哪像庄稼人啊？

　 她的出现，惹得行人纷纷驻足遐思，耕作者也不干活了。这还未了，为看罗敷甚至家庭不和。这不是耽误社会生产、扰乱了社会治安吗？使君书记仅一句话：“宁可共载不？” 结果罗敷仙姑无中生有夸夸其谈的自诩其夫君，似乎是反调戏，或者说是犯上。罗敷若是劳动人民，这在古代谁还敢呢？这种以文本表面文字解析的结论，似乎也有其道理。但不考虑文学创作的使命，不结合文学的创作的诸因素的分析是欠缺深刻，流于片面的。

我们认为，《陌上桑》浓墨重彩的描写罗敷形象，她的形象正面的反映劳动女性的品质。对她外貌的夸饰，是文学形象艺术化、典型化的需要。历史学家“求实直书，书法不隐”，他们以秉笔直书为荣，曲笔为耻。而文学创作以现实社会社会现象、人物等为基础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加工，也就是文学形象艺术化、典型化。这里虚美夸饰，随意褒贬。历史上的曹操文韬武略，而《三国演义》中却是奸诈、狭隘、有仇就报。如“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 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玉阶”真是汉白玉阶梯吗？而有人通过《陌上桑》对罗敷服饰的描写得出她是“贵妇人”的结论是偏颇的，是用史传记载的眼光分析出来的。当今演艺圈里哪个演员不是精心挑选的靓仔美女，有哪个演员不是刻意设计、粉墨登场？所以，作为古代劳动妇女的代表，难道不需要美化一下吗？

总之，对《陌上桑》中罗敷的分析，对主题的提炼要以文学创作原则为准绳来赏析。而要摈弃历史学的眼光来归结片面的观点。

    其二、语言描写，直白人物品德。

人物语言是文学作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塑造形象的一个重要手段。历来古今中外优秀作家都倾注、提炼人物个性化语言描写。古人说:“言为心声”,人物语言是表达其思想感情的载体,是显露和展示人物性格的一面镜子,是读者发觉人物内心世界的一扇窗户。《陌上桑》在反映罗敷人品、思想时，通过语言描写来反映。罗敷前致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皙，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面对社会权威的代表的“使君”要求，罗敷严厉指责，断然拒绝。一位美丽外表下，刚烈正直的女性形象写的十分突出。罗敷也有智慧，给“使君”勾画了一位她心仪的“夫婿”。罗敷的表白让“使君”黯然失色，颓然打消自以为是的念头。智战 “使君”反映罗敷不但美丽、刚烈还聪明。秦汉时期是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形成的时期。汉代儒学家董仲舒提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的论理体系。儒学思想成为当时社会意识形态。刘向的《列女传》从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和辩通等几方面来品评女性。班昭在《七诫》中提出“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又说：“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女以弱为美”的观念，在汉朝的影响力并不大，但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汉代对女性的审美观念侧重于：重德之美。汉乐府诗中的《羽林郎》记载：“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身份低下的当垆胡姬是一个性格坚强的女子，面对强权，企图玷污她的人格时，胡姬不屈不挠的斗争，她唱出“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逾。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慷慨激昂的歌辞，表示对爱情的坚贞不渝，对豪奴以无情地蔑视和鞭挞。这种凛然正气，反映了我国古代女性的斗争精神和重德精神。《陌上桑》和《木兰诗》也塑造了汉代中国女性的阳刚之美。

2. 用侧面描写烘托人物外貌。

    “佳人不同体，美人不同面，而皆说(悦)于目。” 对美貌的评判受不同个体、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种族的审美观影响。既然如此怎样塑造出适合于不同个体、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种族的审美观的美人呢？《陌上桑》在对罗敷长相的描写，没有直接描写而是侧面烘托的描写，“这是文学史上的首创”。③

“少年见罗敷，脱帽著俏头；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过路的人看到罗敷，不自觉的放下担子捋着胡须注目而视；青年们看到罗敷，脱下帽子戴上俏头，整理着装；耕地的人竟忘记了身边的犁，锄地的人也忘记了手里的锄头。回到家他们一个个都互相埋怨，因为忙于偷看罗敷而误工。

   这种烘云托月的写法给读者以尽情的想象，让读者去观察美、感受美、认识美，“再创造”一个完美的罗敷形象。尽管不同读者心中的罗敷各不相同，但都同样是完美的、生动的、不可磨灭的。这首乐府诗的作者用烘云托月的手法来表现罗敷的美，可谓匠心独具，收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从文学的审美角度看，文学文本是有待于阅读的具有蕴藉性与开放性的语言表意系统，文学阅读正是文学文本价值得以体现的行为过程。文学阅读涉及到读者的主体条件和语境，涉及到读者阅读的不同方式和不同目的。德国文艺家Ｈ•Ｒ姚斯的接受美学论认为，读者是鉴赏家，也是是作家，因为文本解读本身是一种创造和再生产。就是说读者的感觉和知觉经验把作品中的未定性加以确定，最终实现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陌上桑》的侧面描写技法即是文艺为读者创造的“隐含读者、召唤结构、空白点”。 文学写作的创造性，使文本有了阅读期待性，能引起读者的广泛的共鸣，产生文本创作与读者阅读之间的正效应。

历来文学佳作不乏采用侧面描写技法，其意蕴丰厚，令人回味。如，柳宗元的《小石潭记》有“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正面写了鱼而不见“水”，其实也写了“水”的清澈见底。《陌上桑》中正面写了“少年”、“行者”、“ 耕者”、“ 锄者”的行为，其实反映了罗敷的外貌之美。这种“睹影知竿”、“双管齐下”的描写技法是文学艺术表情达意的一大进步。中国艺术理论从先秦起转入气论，即讲究“气韵生动”。文学讲究含蓄而有余味，虚实相生成为中国文学的基本准则。《陌上桑》首创的侧面虚写，就是中国文学表露“神”、“逸”的典型创作。

（三）细节生动

细节描写就是对作品中人物、事件、环境等琐屑因素、细枝末节的描绘，是记叙性文章的最小的描写单位。正所谓“虽是微末技艺，却是顶上功夫。”贺知章“笑问客从何处来”综合运用情态细节和语言细节，在一“笑”一“问”的细节描写中，把人老归故里，乡里不不相识的凄凉悲惨，栩栩如生地再现给读者。《陌上桑》中，描写“使君”“ 五马立踟蹰”。“五马”指的是太守所乘的马车，古代乘车是分等级的，按《宋书•礼志》记载：天子驾六匹马，诸侯驾五匹马，卿驾四匹马……这里的使君作为一方的长官，他的地位相当于以前的诸侯，所以驾五匹马。从这里可以看出使君位高权重、地位显赫，因此他自以为没有什么事做不成。“立”是停下，“踟蹰”是踌躇、徘徊不前之意，既是行为描写，也是心里描写；即反映人物的强势，又反映其碍于面子、受制于不便。“遣吏往”反映了“使君”的身份、威势、意图。“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青丝”、“桂枝”都是精美香洁之物，这是欲美其人，先美其物。 “罗敷前致辞：‘使君一何愚！” 一个“前”字，栩栩如生地刻画了罗敷敢于面对，直面对方的行为，一个“愚”字流露出罗敷对“使君”的鄙视的胆量。“一何”表露出罗敷答复语气的坚决、果断。所以《陌上桑》善于细节描写，以一当十，集约、形象地刻画人物。

（四）温柔敦厚的喜剧风格

喜剧色彩是乐府民歌《陌上桑》出色的风格。这个特点也印证我们在前面分析的“鲜明的主题”。作品写少年、行者、耕者等旁观者见到罗敷时夸张的神情和动作，表现出了乡民们朴实的审美情趣，也夸张和凸显了勤劳、美丽的罗敷形象。罗敷讲自己的年龄“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女青年是忌讳问年龄的）。特别是诗的第三段内容更富有喜剧色彩，文学情趣浓厚。罗敷夸夫婿，完全是针对“使君”。 “使君”架势不小，她就夸自己的丈夫官运亨通，十五岁开始做小吏，二十岁就到朝廷里做大夫，三十岁亲随天子侍中郎，四十岁，晋升专权一方的太守了。影射“使君”虽是同等官位，但“使君”非同“夫君”相比拼。接着夸“夫君”外表仪容：皮肤白皙，美髯飘飘，行走气度非凡……反衬“使君”的猥琐低俗。罗敷没有詈辱使君而是有智慧、有礼貌地婉拒，不失淑女风范。而“使君”毕竟是个官僚，虽看不出满腹经纶，却是个人面上的人，诗中没有把他写成《红楼梦》中薛蟠那种不惜闹出人命也要把他看上的人（英莲）抢到手的权势霸凌形象。这种温柔敦厚的喜剧风格在罗敷最后制胜对方的气氛中嘎然而止，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体现了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它与另外的几首乐府民歌，比如《孔雀东南飞》、《东门行》等表现出的悲慨与亢烈相比，《陌上桑》代表了汉乐府诗歌的另一种风格，即喜剧风格。正因为《陌上桑》的喜剧风格，字里行间蕴含着一种乐观、鲜明的主题，才使这首乐府民歌千百年来传颂不绝，光照千秋，成为一首不朽华篇。

结 论

俄罗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曾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民族性格,没有国民风貌,就不是生动活泼的有机体,而是机械的实验标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因为有独特的文化，民族文化是我们的根。花木兰形象被美国人拍成漂亮的动画片，  罗敷形象至今流光溢彩……我们为我们的文化而自豪。

“自由、平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陌上桑》中就反映了“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和道德，重视“做人”的准则。人们追求的是勤劳、操守的罗敷，（当然也看中罗敷的美貌），罗敷要的是自由、平等的生活。当今，经济、文化全球化，这为各民族文化相互沟通、相互交融提供绿色通道，同时也给了强势文化吞噬弱势文化、西方文化主宰世界文化以借口，给国家、民族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摆出挑战阵营。今天的艳星、小三们巴不得被“使君”保养，她们比起罗敷来，人格价值，为人道德相去甚远。所以，我们要响应“文化自信”，弘扬民族精神，要传承和发扬我国优秀文化与道德伦理，紧密结合中华文化精华，完善人格。

注释：

① 张杰.基础写作［M］P27

② 、③陈文新.古代诗歌与散文[M]P45、46

参考文献

[1]陈文新.古代诗歌与散文[M].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

[2]陈文新.鲁小俊.古代诗文选[M].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

[3王一川.文学概论.[M].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

[4]冯克正.赵敏俐.中国古代诗歌选读[M].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

[5]余冠英.乐府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6]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写作教研室.记叙描写技法例谈[M一对比.二衬托.五夸张.九铺垫.十一渲染.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4

[7]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上编第三章第四节秦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第二版

[8]《中国文学史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1986年第1版 第319—321页。

[9] 张杰.基础写作［M］第一章、第二章、第五章、第六章.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