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双雪涛作为“新东北作家群”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其作品涵盖了大量带有东北印记的故事。除学界所关注的父辈故事、青春成长、社会现状之外，家庭叙事也是其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书写。本文围绕双雪涛小说中的家庭叙事展开研究，正文分为三个部分，从创作动力、家庭叙事特点、家庭叙事的文学意义展开。第一章从经济改革的大背景和作家的亲身体验出发，分析了家庭叙事的创作动力。第二章从家庭秩序空间化、叙述视角、人物形象等方面，探讨了双雪涛小说中家庭叙事的特点，挖掘了双雪涛小说中家庭叙事的独特之处。第三章探讨了人物性格背后的指向性意义，分别从施暴者、受害者、救赎者等角度来挖掘家庭在作家文学创作中的深层次意义。家庭叙事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家庭，在反映个体成长的同时，也展现着社会的发展面貌，呈现了90年代东北社会的经济变革图景。

 

关键词：双雪涛；小说；家庭叙事

 

 

一、引言

双雪涛作为“80后”青年作家，于2011年凭借作品《翅鬼》，获得首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自此之后，双雪涛辞去工作，专注写作，发表了一系列作品。其中，《聋哑时代》、《平原上的摩西》两部小说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刺杀小说家》、《平原上的摩西》也被改编为电影剧本。人民日报称双雪涛、郑执、班宇三位作家为“铁西三剑客”，三人掀起了“东北文艺复兴”的潮流。

本文围绕双雪涛小说中的家庭叙事展开研究。“家庭”作为人基本的生活单位，承载着重要的情感意义，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念，在一个人的成长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家庭也是连接个体与社会的纽带，一个人的原生家庭幸福与否，会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个体在社会上的处世风格与情感体验。本文所研究的“家庭叙事”，赋予了“家庭”双重意义：一方面家庭作为人物的活动空间，双雪涛通过将家庭关系病态化、人物形象边缘化，带给读者强烈的冲击，感受个体与家庭产生的激烈冲突。另一方面，揭示家庭的文学作用，展现家庭叙事对于文学家乃至文学史发展的重要意义。

二、家庭叙事的历史语境与创作动因

（一）东北经济改革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后，东北凭借其地理位置的优势，重工业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成为了中国的重工业基地。“这里不仅有住宅，还有幼儿园、学校、医院、文化宫、图书馆、活动中心，几乎具备了维系日常生活的所有功能。”^[1]一直到八十年代，东北人民依托着重工业体系，生活富足。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展，东北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发展速度变得缓慢。直至二十世纪末，东北的国有企业改革导致大量工人下岗。下岗大潮的到来，极大地影响了东北人民的生活，大部分家庭因为夫妻的双双下岗失去了生活的来源，迫不得已靠做小商贩来维持生计。双雪涛小说中多次提到的“艳粉街”，正是当时因受下岗潮波及的失业工人们的聚集地。东北经济的沉沦，也让这个地区失去了往日的光鲜，人们陷入了生存困境之中，一系列的家庭问题、社会问题开始涌现。

（二）作家个人经验的投射

“东北”“80后”“工人子女”是双雪涛最有记忆力的标签，同样正因为这些身份，使他在下岗大潮来临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2]随着父母的双双下岗，双雪涛一家人搬到了“艳粉街”居住，这里是东北工业破败的象征，是下岗工人的聚集地，充满了一种颓废的气息。在这里，双雪涛获得了独特的生命体验，他见证着个体在现实中的挣扎，他们因受家庭影响而陷入精神苦闷当中，见证着生命从这里降临，又从这里凋谢，见证着人们曾经的荣光，和如今的枯竭。学者黄平认为：“正如农业文明的现代困境，成就了一批陕西作家；工业文明的现代困境，成就了这批辽宁作家。”^[3]作者在这里感受到的，是生命的沉重，却从未放弃求索与救赎。家庭的不幸深深影响着每一个去到社会上的孩子，他们在现实中痛苦挣扎着，接受着一次又一次精神的洗礼，寻找着生命的出路。

三、双雪涛小说中家庭叙事的特点

（一）家庭秩序的空间化

双雪涛在小说当中，对于家庭的描写，并不局限于伦理纲常，而是将家庭作为个体的活动空间。家庭秩序空间化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全新视角，我们可以超越时间的维度，更好地了解空间如何影响个体的行动，又如何影响小说的叙事进程。^[4]作者通过描写家庭角色的错位，家庭关系的畸形，将家庭秩序空间化。在这一空间下成长的孩子，无疑是家庭秩序异化下的畸形儿，不论是身体还是心灵，他们都经受着生命的异变。

《聋哑时代》当中的几个少年，面对着不同的家庭境况，承受着来自父母的暴力或压力。在父母的长期打压下，孩子们不约而同地将这种病态的家庭秩序看作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基础。而这种秩序化的空间，在少年长大成人各自成家之后，依然是他们逃不出的牢笼。比如刘一达，热爱钻研，喜欢实验，数理化成绩极好，从未出现过失误。而他的母亲，却是一名狂热的信教徒，始终认为是“万能的主”治好了自己的心脏病。在刘一达放弃清华附中天才班之后，她哭喊着让刘一达在主的面前发誓，一定要为学校争光。双雪涛将刘一达的母亲塑造成这个家庭里面的绝对权威，她掌控着家庭秩序，压缩着孩子的成长空间。尽管刘一达走上了父母期望他走的“康庄大道”，最终却还是迎来了他人生荒诞的结尾——杀妻出逃。在这样的家庭结构中，面对着父亲角色的缺位以及母亲的精神暴力，刘一达少年时期的痛苦一直伴随他到成年，少年时便出现的心灵空间也成为他挥之不去的噩梦，甚至与他的躯壳合而为一。

《聋哑时代》中的他们，面对着家庭角色的错位，家庭关系的病态，成长空间也愈加狭隘、畸形。他们之中的父母，或是采用精神暴力，或是采用身体暴力，试图控制这些身心发展正处在关键阶段的少年们。少年始终没有逃离出异化家庭秩序下的空间，在这座“小房子”里，曾经意气风发的他们，最终或是成为了杀妻犯，或是被父母送进了精神病医院，或是试图以自杀来反抗，或是成为父母的傀儡，顺应母亲的意愿生活。双雪涛通过描写病态的家庭关系，向我们展现了少年们在异化的家庭秩序下，成长空间不断缩小，最终走向毁灭的命运悲剧。

（二）叙述视角的多元化

在《平原上的摩西》中，作者通过多重视角转化，让书中的人物以自己的口吻来讲述所见所想。故事的讲述主体在庄德增、李斐、傅东心、庄树等人之间转化，叙述了不同身份家庭成员的所见所感。随着时间的推移，少年的成长，幼时记忆的涌现，真情也在慢慢流露出来。通过这样的叙述，我们可以更加真切地感受人物，无论是外界看法，还是本人想法，我们都能够客观了解一个人的本来面目，给读者强烈的代入感。

双雪涛在小说当中，也采用了子辈的观察视角，以孩子的口吻，来叙述故事的来龙去脉。《大师》中，以“我”作为孩子的视角展开，叙述了“我”的家庭境遇，“我”的父亲的下棋故事。叙述者以自己的视角，讲述了自己眼中的父亲，讲父亲的棋艺高超，讲父亲的为人处世，讲父亲的生活智慧。在叙述者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切身体会到时代变迁、家庭的分崩离析给“我”带来的巨大苦痛，父亲开始逃避家庭中的责任。然而父亲，他却是渴望亲情的，尽管他并没有承担好自己的责任，却还是用自己的方式来散播亲情的余热，期待着在自己赢棋之后，能够得到儿子的认可。“父亲站起来，晃了一下，对我说：我输了。我看着父亲，他的眼睛从来没有这么亮过。父亲说：叫一声吧。”^[8]这样的父亲，通过子辈视角的观察，展现了时代变迁下小人物的无奈，却又期盼着能够在子辈面前维护自己的尊严。作为父亲，在叙述者看来，是合格的，他在自己力所能及的领域里，维护着在孩子心中的形象。小说通过子辈视角的叙述，让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到了父亲的内心世界，感受不善言辞的父亲内心的真实情感，在阅读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思考与共鸣。

（三）家庭角色的异化与边缘化

在双雪涛的众多作品中，父辈形象大多经历了下岗的痛苦，作为偏于社会性的形象，父亲的下岗不仅意味着家庭经济情况急转直下，家庭结构的稳定性减弱，同时也能够通过父亲早早窥见生活的艰辛与生命的悲凉。^[11]如《平原上的摩西》中的李守廉，《飞行家》里的高旭光、李明奇，《大师》里的父亲黑毛，《无赖》里的父亲等，这些父亲都是下岗工人，受到了时代变迁的冲击，失去了稳定的经济来源，在时代变迁的大潮里尽显无奈。双雪涛借助“父亲”这一载体，来表现困境之中人类精神的韧度。^[12]在这些描述中，父亲形象更多的承担起了文学符号的作用，他们存在的意义在于作为社会背景的暗示，表现出社会变迁对家庭关系、家庭结构的影响。

双雪涛认为，《大师》这篇小说对自己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是自己在艰难时刻的求助者，是自己情感的倾听者。他曾经在专访中提到：

“写《大师》的时候，我正处在人生最捉襟见肘的阶段，但是还是想选择一直写下去。有一种自我催眠的烈士情怀。当然也希望能写出来，成为一个被承认的写作者，但是更多的时候，觉得希望渺茫，也许就无声无息地这么下去，然后泯灭。那这个过程是什么呢？可能就变成了一种献祭。我就写了一个十字架，赌博，一种无望的坚定。因为我的父亲一辈子下棋，当然故事完全不是他的故事，但是他为了下棋付出之多，收获之少，令我触目惊心。比如基本上大部分时间，处在不那么富裕的人群；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只是在路边的棋摊那里，存有威名。但是一到他的场域，他就变成强者，享受精神上的满足。当时他已去世，我无限地怀念他，希望和他聊聊，希望他能告诉我，是不是值得。当时已无法做到，只能写个东西，装作他在和我交谈。”^[13]

由此可见，双雪涛通过在《大师》中塑造父亲黑毛这一形象，将其作为自己与父亲的交流工具，表达自己对父亲的深切怀念。

双雪涛通过将人物边缘化，表现对人物尊严与成长的关注。《聋哑时代》中的刘一达，最后精神崩溃，杀妻出逃，行走在道德与法律的边缘；同样，故事中的霍家麟被父母送进了精神病院，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成为了世界的边缘；安娜无声的反抗自己的母亲，却被母亲所无视，试图用自杀来解决自己的生命，最终走在生命的边缘。这些少年不断地经受着家人给予的折磨，感受不到家庭的温热，父母的暴力将他们越推越远，逐渐成为家庭乃至社会的边缘。《光明堂》中的柳丁一直处于病态的亲子关系中，成为病态家庭中的边缘人。《我的朋友安德烈》中，当安德烈的父母被叫到校长室时，安德烈的父亲并不了解事情的原委却直接一脚把安德烈踢倒。少年们在这样的家庭压制与父母暴力下，逐渐边缘化。双雪涛用文字书写着这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边缘化群体，揭示了他们所面临的恶劣的生活环境和精神世界，表现出他对现代社会中家庭暴力对个体不幸命运影响的深刻认识。^[15]

四、双雪涛小说中家庭叙事的意义

（一）展现受害者的生存困境

双雪涛在小说当中，通过描述病态的家庭关系，展现了家庭角色的错位。家长不再是家长，更像是一位施暴者，以亲情为桎梏，束缚着孩子。他们无视孩子的心理，否定孩子的优点，而是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或是精神暴力，或是身体暴力，把自己的想法强制灌输进孩子的思想当中。在这样的家庭“权威”之下，孩子选择以更为极端的方式“报复”家长。双雪涛通过展现激烈的家庭冲突，揭示了当时家庭中真实的教育现状，以及受害者的生存困境，批判了“施暴”的家长及其极端的教育方式，并对家庭教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小说以家庭为空间，揭露了个体在家庭中所遭遇的人性困境。小说中描写的家庭，像是人们怎么也挣脱不开的泥沼，随着家庭矛盾一次次深入，人的一次次挣扎，最终陷入人性的困境。《聋哑时代》中的刘一达，沉稳理性，面对着信仰“万能的主”的父母，他做出了一次次反抗，因为舍友打呼噜放弃清华附中天才班的学习机会，在高中努力学习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得以到国外生活、结婚。最终却因为两人的感情分裂变成了疯狂的杀妻犯。刘一达的内心一直是挣扎的，他的精神饱受折磨，少年时的父母，成年后的婚姻，都成了他难解的命题。刘一达在学术上极为精进，在情感上却束手无措，家庭对于他来说，就像一个泥沼，愈陷愈深，而精神的极度压抑最终以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疯狂的方式释放了出来。这是我们作为读者认为的困境，有悖常理，违反伦理。然而，这却是刘一达走出困境的方式，是他精神压抑的宣泄口。这不妨是人性的困境，一个病态的家庭，把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逼成了一个疯狂的杀妻犯。双雪涛对刘一达这一人物的塑造是夸张的，通过刻画刘一达的悲剧性结局，揭示了家庭矛盾对少年成长轨迹的影响。

（二）揭示救赎者的生存希望

双雪涛小说中的人物是十分具有人格魅力的，他们清醒地了解自己目前的处境，知道自己深陷家庭的泥沼。但是，他们并没有就此沉沦，而是不停地在为自己寻找着希望的出口，充满着温情。

《平原上的摩西》中，傅东心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因父亲的死而痛苦，她无法与那个年代和解，无法与自己和解，我行我素，在工厂又受到同事的排挤。自己的丈夫庄德增又是让父亲身陷不测的罪魁祸首。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亲情和婚姻的是是非非，压抑着傅东心的内心，她倍感煎熬，却又无处宣泄。李斐的出现，成为了傅东心黑暗世界的一束光，她耐心的教导李斐读书识字，似乎是找寻到了自己年少时的影子。曾经困扰她的知识，如今转化成了力量把她从深渊中拉起，实现了自己的救赎。

这些鲜活的生命，从出生起，就经受着原生家庭的羁绊，按照固定的轨迹：降生，求索，救赎，陨落。他们曾试图在家庭当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和价值，同时也不断地与家庭进行抗争与妥协，这是个体成长的必经之路。但是，个体如何在家庭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平衡家庭和个人的关系，也是读者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表现悲剧性的社会处境

家庭就像是反映社会的一面镜子，双雪涛通过家庭叙事，反映了时代变迁下众多家庭的悲剧性处境。《小说家》中，“初中毕业能考上正经高中的孩子大概占百分之十，剩下的大部分离开艳粉街进入技校和职业高中”。^[18]这是当时的教育现状，而教育在那个时代，直至今日，都是大多数家庭的希望，他们期望孩子能够通过接受教育，从而跨越阶层。《聋哑时代》中，主人公李默就是东北众多下岗家庭的缩影。随着下岗潮的到来，李默一家也受到了很大的波及，李默父母双双下岗，一家人就此陷入了生存困境。由于时代的变迁，“铁饭碗”的消失，接受更好的教育就成了改变自身家庭命运的重要的道路。李默的父母决心培养李默，支持李默考上更好的中学，就算砸锅卖铁也要走下去。而学校择校费的设置，更是让这个本就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在李默母亲希望校方减免学费时，学校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你们俩还有一个小时，离分数线差五分的学生有一百五十六个人提出了交纳三万或三万以上择校费的申请，当然我们也觉得你家孩子成绩不赖，也许将来能给我们长脸，但是我们要脸的原因也是为了以后能收这些差几分的学生的择校费。希望咱们能互相体谅，做家长的，别把自己家的孩子耽误了，你们也知道你家片区那些初中是什么样，去了就等于放弃自己子女的将来，也等于放弃你俩的晚年，我们108中特别不想这么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苗子被自己的亲爹亲妈毁了，也不想你们的晚年因为子女不肖特别悲凉。嗯，现在还有五十五分钟了。”^[19]

可见，九千元的学费对于一个下岗家庭来说是多么沉重的负担。在这个时代，家长越来越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期盼着孩子能够通过学习来挽救家庭的命运，为家庭找到更好的出路。另一方面，学校却以此为借口，制造了“无钱莫入”的门槛，招生工作成为了学校敛财的手段，老师也随之做起了教育买卖，通过开设补习班进行授课敛财，甚至说服学生来拉皮条。孩子作为家庭的希望，也是时代的希望，受到家庭的影响，也经受着来自社会的影响。

（四）彰显文学家的责任意识

“文学即是生活，无关身份，只是自洁和精神跋涉。对于文学之中的正直和宽忍，我是我父母的儿子，写下一行字，便对其负责，下了一盘棋炒了一盘菜，便对其珍视，感念生活厚爱，请大家看看尝尝。对于未来的的文学道路，我不及多想，我也有着激荡的灵魂，我坐在家中，被宁静好时光包围，把我那一点点激荡之物，铸在纸上，便是全部。”^[8]双雪涛通过一系列的文学创作，结合儿时的经历，讲述了东北工业沦陷背景下的东北家庭的生活故事。二十世纪末，双雪涛父母因东北工业的没落双双下岗，一家人搬到了“艳粉街”居住，在这里，双雪涛接触到了因受到下岗影响的工人，见证了他们之后的故事，或创业致富，或步步陨落，酿成大错。

外部经济环境的好坏对一个家庭的安稳至关重要，双雪涛通过刻画一个个细腻生动的人物，表现了人们在当时环境下的无奈与伤痛。在双雪涛初中时期，家里的邻居老李被警方抓获，平时老实本分的出租车师傅老李，竟然是轰动沈阳的“3·8”大案的嫌疑人。他和其他的工人勾结作案，手法狠辣恶毒，最终被判处死刑。这一事件影响了双雪涛的创作观念。

五、结论

家庭叙事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家作为基本的社会单位，承载着丰富的生活经验与家庭纠葛。同时，家庭叙事也是反映社会变迁的镜子。通过家庭叙事，双雪涛展示了90年代东北社会背景下的家庭生活状态与家庭成员关系的发展，揭示着人性的复杂与多样，展现了双雪涛家庭叙事作品中蕴含的深厚的人文色彩和地域特色。本文通过探讨双雪涛小说中的家庭叙事，展现了作者笔下病态的家庭关系，悲痛的人物命运，分析了其中家庭叙事的创作动力、特点，揭示了家庭叙事的文学意义。少年像雏鸟，渴望冲破家庭的牢笼，反抗着家人的暴力。面对着家庭伦理的淡化，家庭角色的错位，少年们再也无法舒展自己的翅膀，成为了世界的边缘。双雪涛小说中的家庭叙事，所揭露的一系列家庭现状，给了当代社会人很多启发，如何处理家庭关系，维系亲情，是人的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这对于塑造个体品格，在社会上立足，以至于社会风气都有着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家庭叙事反映了父辈的艰难奋斗，在奋斗的背后，更反映其是独属于东北的社会变迁史。总之，双雪涛是一位具有人文关怀的小说家，他从家庭角度出发，以小见大，能够洞察出更深层次的问题，反映社会与时代的变迁，将90年代的家庭与社会展现在读者眼前，承担了作为一位知识分子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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