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研究背景
《聊斋志异》作为明清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其独特的“双美”叙事模式自冯镇峦评点提出以来，始终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所谓“双美”，特指同一叙事单元中两位女性角色通过情感联结构成的艺术共同体，现有研究中，王平（2008）从婚恋伦理角度剖析“一夫两妻”制的时代投影，赵伯陶（2015）考辨故事原型与佛教因果观念的关联。近年研究开始引入性别视角，李惠（2019）则尝试从性别话语角度解构传统妇德规训。既有成果多局限于伦理训诫或原型考据的单一维度，对“双美”叙事中隐含的性别权力博弈、叙事机制创新及文化象征意蕴仍缺乏系统性考察，本文拟通过跨学科方法重构其美学意义与文化逻辑。
（二）研究内容
本文以“双美”形象为切入点，以“双美”为线索，深刻总结“双美”形象的类型，分析了其中的问题。本文对传统的“一夫两妻”思想进行了探讨，从而对《聊斋志异》创作进行了深入地分析[1]。为了对“双美”的形象进行深入地研究，本文运用了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第一部分主要是从有关的文献资料入手，初步探讨“双美”的特征和类型；第二部分则是从文本中的众多“双美”人物的对比，来认识她们的共性和特点。另外，本文还将“双美”与其它作品中“双美”的形象相比较，从而揭示出作家如何来实现这一形象。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叙事学与性别理论交叉阐释的方法，系统解析《聊斋志异》的"双美"叙事模式。在叙事学层面，运用查特曼叙事空间理论分析“异型双美”的时空切换策略，通过热奈特聚焦者转换揭示“双美”互动中的视角博弈；结合格雷马斯矩阵理论，解构“同型双美”的情感伦理关系网络。性别理论维度则引入朱迪斯·巴特勒的操演理论，考察“双美”交往中服饰符号、空间占据的性别编码机制，揭示“妇德规训”与“欲望投射”的话语张力。通过双重理论视角，既可解剖文本层叠的叙事智慧，又能透视明清性别话语的复杂褶皱。
一、相关文学理论
（一）女性主义理论
女性主义理论是解构文学文本中性别权力关系的核心方法论，其发展脉络涵盖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与后结构女性主义三大范式。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他者”理论，揭示父权制如何通过社会建构将女性定义为男性的附属品，为分析《聊斋志异》中“双美”形象的性别政治提供了基础框架。《青梅》中狐女青梅的主动求爱与凡女阿喜的被动顺从，可视为对“女性柔顺”伦理的颠覆性书写。后结构女性主义代表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进一步指出，性别身份并非本质存在，而是通过服饰、行为等符号不断被建构的动态过程。在《香玉》中，白牡丹香玉以“花开花落”的循环叙事打破生死界限，其热烈情感与忍冬树绛雪的克制形成对照，暗含对“妇德”规训的解构——花仙的“自然属性”被赋予超越伦理束缚的能动性，而绛雪的“植物属性”则隐喻礼教对女性欲望的压制。
（二）叙事学理论
叙事学理论为解析《聊斋志异》“双美”形象的文本机制提供结构性视角。经典叙事学聚焦叙事时间、空间与视角的编码规则。热奈特的聚焦者理论区分固定内聚焦与多重聚焦，《莲香》中桑生作为固定内聚焦者的有限视角，与狐女莲香、鬼女李氏的交替切换，形成叙事层级的张力——狐妖的人性化视角暗示其性别身份的模糊性，而鬼女的阴煞视角则强化其异类属性。查特曼的叙事空间理论强调场景设置对意义生成的作用，《小谢》中书斋与荒宅的并置，通过双女角色对空间的争夺展现性别权力的博弈。浦安迪的二元叙事结构理论揭示《娇娜》中“书斋-山洞”的空间对立实为儒家伦理与异类自由的象征冲突，双狐形象通过空间越界重构性别秩序。不可靠叙事理论则适用于分析《章阿端》中鬼妻的真假交替叙述，其叙事矛盾映射蒲松龄对礼教规训的暧昧态度——鬼魂的非人属性成为突破“一夫多妻”伦理禁忌的叙事掩护。
二、从类属搭配看《聊斋志异》中的“双美”形象
《聊斋志异》中“双美”人物的分类是多种多样的，既有人类也有非人类，总体而言可归纳为“异型”“同型”两种模式”[2]。
（一）异型搭配的“双美”形象
1.人间女子与异类女子的组合
该种组合的体现有《阿绣》《宦娘》《青梅》等。《阿绣》是以人与狐狸“比美”的斗争为主线，而狐族则以阿绣为原型，力图与其争雄。狐妖的性格比较狡猾，这是源自于狐族本身的特性，它最大的特征是骗过了刘子固，狐狸可以伪装成阿绣，迷惑刘子固。此后，狐狸精与秀才进一步接触，发觉自己动情了，有了情绪上的波动，狐狸精自愿离开他，并以自己道行法力成全了阿绣和秀才的爱情，最后成了阿绣一族的保护者。可见，这只狐狸有着自己的特点，既没有仇恨，也没有失去“比美”的意愿，也没有沉迷于自己的力量，更多的是利用了自己的修为和魅力帮助了秀才一家，这里的狐狸是性格豪爽、重情重义的。至于阿绣与狐狸精相比，虽然狐狸精也很漂亮，但还是可以看出阿绣更美。“阿绣在开头，为了捉弄刘子固，她把折扇的价钱订了很高，又把折扇卖掉，看着刘子固上当；她又动了恻隐之心，把钱还给她，这说明她聪明、调皮、单纯。随着剧情的发展，凡人阿绣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刘子固对她倾心，就是狐狸也认为她胜过自己，到后来自知还是不如阿绣。在角色的塑造上，狐狸精要远胜于普通女子”[3]。
《宦娘》一文描写了两对爱情，一对是温如春与葛良工的爱情，另一对是一位对温如春有情的女鬼宦娘，佩服他的琴艺，偷偷研习，为报答温如春的爱慕与授琴之恩，便促成其与良工的美好姻缘。葛良工是一个温婉可人的女子，而宦娘则是一个无私奉献、充满了成熟魅力的女子。
《青梅》的主要人物是青梅和阿喜，前者是人狐之女，后者是富家千金，比起天真的妖狐，她自幼便受到了世俗的影响，无太大的能力和本事，她人性特点和思维方式都要比狐狸更为突出。青梅身上的小狐狸性格也会对她的命运造成一定的影响，她能看出张生的不凡，意喻撮合张生和阿喜，但因阿喜父亲的阻挠，这门亲事发生了变化，青梅嫁到张生家。按照封建社会的习俗，这是很不应该的，这就是“狐狸”特性的最大体现。不过，青梅也有人情味，她嫁给张生后，再遇落难的阿喜，接其回张府并向阿喜行仍行婢妾礼，表现为自身所接受的“礼”与“狐性”之间的冲突。阿喜是一个深受封建传统观念影响的贤淑女子，张生被青梅举荐，阿喜最初是担心她父亲会觉得他贫穷，在被父亲问到要不要与张生结婚时，她没有回应，被父亲一顿臭骂，阿喜哭着离开了。与父亲发生矛盾时，阿喜畏惧伦理规范，企图反抗，最后失败，与青梅形成鲜明的对比。青梅虽然表现出了她的勇气，但她的勇气可能无法从反对封建思想这一维度来分析，而更类似于狐的本性使然。“而阿喜作为人类中的“弱女子”，显然很难跳出封建传统观念影响，最终表现得更加软弱”[4]。
2.不同类属的异类女子组合
这种情形具体又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一仙人一狐狸、一狐狸一花木以及一狐狸一鬼魂。第一种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嫦娥》，嫦娥被贬人间，与宗子美坠入爱河，表现出对爱的眷恋、开朗、有趣的个性。除此之外，嫦娥化身为子美想见的杨贵妃、赵飞燕，以取悦心上人。嫦娥和颠当在一起时，嫦娥再次展现了她的节制和警惕，并告诫她不要做任何不该做的事情，以保持家族的干净。与嫦娥不同，颠当是个狐狸精，不但破坏了规矩，还带着自己的丫环，在房间里肆无忌惮的献媚。第二种是代表作《荷花三娘子》中狐女和花女都是拟人化的人物，狐妖则是精明、妩媚，花女纯净，同样是妖孽，性格却截然不同。狐狸诱惑宗湘若，用其狂野的本性将其擒获，被抓后宗生解救了她，狐妖心生感恩，展现出一副正义凛然的一面。“荷花三娘是个花精，但在追她的人面前，她总是躲得远远的。这种独立高雅的个性正是莲花“出淤泥而不沾”的完美体现”[5]。《莲香》是第三个典型的代表。这也是整个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也是一种“双美”的典范。桑生被狐仙莲香和鬼女李氏追求，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处理方式完全不同。当桑生和鬼女李氏相爱，身体每况愈下时，李氏还是想比较一下，她与狐女到底是哪个更漂亮。而狐女关注的重点则不是哪个更漂亮，而是桑生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状况。狐女为了桑生尽快恢复身体，能够克制自己，暂缓云雨之欢，而李氏则缺乏这种控制力，直到桑生生命垂危，悔之晚矣。最终桑生生命垂危之际悲痛地求狐仙相救。相较之下，各有特色，狐妖则颇有肝胆之风、善良，鬼妖则是妒忌、直率、爱憎分明的个性。
《莲香》中女性形象也在文本中有所讨论，狐族也有分善恶，一些狐族比较仁慈，只要不行“采补”，就可以和人类共存，而鬼女的阴煞之力，却要比狐妖强大得多，而且她和人族是两个世界的人，相距甚远。这一幕在《莲香》里也有体现，桑生觉得狐的肌肤很温柔，而鬼女地却很冷漠。由此可见，两者所处的位置，是完全不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鬼女很有可能也是因为与阳间的不同而产生了一种自卑，她知道自己不能在阳间过上普通的日子，无论是人道，还是鬼道，还是狐道，她都是最低级的存在，很容易产生在爱情上的偏执”[6]。
李氏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世，算是“春蚕已逝，余生犹有余力”，故而她对美好的感情还是有所向往的。这份感情，只有在阳界才会出现，鬼女是很难获得的，因此鬼女李氏才如此迫切地想要得到。狐类则本身就是处于“阳界”的生物，所谓“阴阳殊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狐女和人类是同一类生命，而鬼女与人类是异途的。因此狐女与人类天然地更容易产生亲近感，也更容易产生情感的羁绊。
（二）同型搭配的“双美”形象
“双美”形象在《聊斋志异》中的同型搭配，包括二者都为人类、狐狸、鬼魂或同为花木等。下面进行详细分析。
1.同为人的组合
《陈云栖》的故事中，有两个女子，一个是云栖，一个是云眠，一个是性情温婉、孝顺勤谨，对家族事务一窍不通；而后者有风度，成熟懂事。两人都嫁给了真生，收获了较好的结局，性格上的互补也成就了生活的圆满。
《庚娘》中，庚娘用计杀死了王十八，为夫君和公婆复仇，可谓是敏锐机智、从容勇敢。唐氏原本就是王十八的妻子，在知道自己的相公害死庚娘的丈夫和公婆后，气地七窍生烟，宁可跳河也不愿与其做夫妻，可见唐氏是个善恶分明的人。两位女子以同样的胆量，互相映衬，显示出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英雄主义。
“《寄生附》写了王生与闺秀和五可的爱情故事。对于两位女性角色而言，前者很少说话，不愿意向男人表白，属于封建传统社会中常见的闺阁女子。但后者则完全相反，有“侠女”之风，对于自己的命运拥有更强的掌控力”[7]。
2.同为狐的组合
《娇娜》中，有两个妖女，一个叫娇娜，一个叫松娘。两人都是“良妖”，美貌贤惠、善解人意。前者的外形是“玲珑有致，细柳盈盈”，而后者是“飞蛾扑火，荷花飞舞”，娇娜的性格比较活跃，而松娘则是文文静静。
在《胡四姐》里，四妹的性格很温柔，她不仅对心上人说自己是个狐狸精，还给他一道符保护他。而三妹其性格有恶毒的一面，魅惑杀人，也有温情的一面，其能够为尚生和四姐调和。由此表现狐女性格的复杂性，也体现了《红楼梦》中所言的“正邪两赋”的人性复杂性。
3.同为鬼的组合
在《小谢》里，有两个鬼是小谢和秋容。两个鬼有天真烂漫、急人之难的共同特点，也有不同之处，小谢文弱、雅，秋容勇敢、坚强、贤惠。姐妹俩对陶生都充满崇拜之情，文章还通过书法间接地体现出两者性格的不同，虽然没有太多的细节描写，但从书法的不同风格，能够体现出两鬼个性的不同。
《章阿端》则是一个非常凄凉的故事。章阿端被浪荡子折磨去世，对戚生充满爱意，奈何命运无常，死后还被前夫追命，戚妻死后得阿端帮助与戚生得以团聚，但二鬼和人的生活始终不能稳定。两个女子都是文良贤淑的，但命运都是非常坎坷的，体现了在无常的命运面前，个人尤其是女子的无力感。
4.同为花的组合
《香玉》里黄生和白牡丹香玉深深相爱，但白牡丹被移栽之后由花神变成了花鬼，而后又复为花，与情人厮守。“到了最后，黄生死去，香玉也没有独活”[8]。与白牡丹香玉对感情的真挚、热情相比，忍冬树绛雪是冷静、理智、克制的，对于男女关系始终保持着一份克制乃至轻微的抵触，也对黄生产生过不满，但最后还是同情了黄生，将她的外表冷漠但内心热情的人格塑造得淋漓尽致。
根据赵伯陶所言，这段故事的素材来源于崂山民间的一种名为“白牡丹”的民间故事，相传崂山一名道人在某一特殊时刻，梦到一名白袍妇人向一名白裙少女送行，这白裙女人即为白牡丹，她将于之后移植入花圃。另一种传说出自《穷凶极恶》，是隋朝的志怪小说集。牡丹象征着爱与渴望，比如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杜丽娘与柳梦梅的邂逅，充分说明了白牡丹所表现的形象与激情有关。“而忍冬树从名字就可知，是客观、冷静的，将忍冬树与白牡丹进行比较，与黄生相处一妻一友的过程中，形成“双美”，突出反差。”[9]
（三）类属搭配与“双美”形象的角色特质
类属搭配与“双美”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一是平凡女子与不平凡女子（异女）的搭配，在这些作品里，普通人通常都会展现出受封建礼教束缚、贤良淑德、温柔贤惠的一面，“异女”与“凡女”相比，常常呈现出一种超越红尘的气质，显示出超越平凡女子的勇气、智慧、能力等等，既大幅度增强了《聊斋志异》文章的故事性、可读性，也提升了思想性，这也是在传统的女性封建主义的约束范围之内进行的一场争论。比如说在《青梅》中，作为狐妖的青梅勇敢大胆地追求自己的爱情，不畏惧迂腐堕落的封建礼法制度，也不在乎世俗人的眼光，而作为凡人的阿喜，则深受封建思想的桎梏，虽然内心也渴望着爱情与自由，但是根本就不敢越出雷池半步，行为上只能循规蹈矩，乃至于被父亲一顿责骂之后就无奈地放弃了心爱之人，不得不令人扼腕叹息。这表面上来解释是因为“异女”本身的狐怪之气，因其为异类，不懂礼法，因此“无礼”，但深层次地理解，这未必便不是作者蒲松龄假借鬼神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表达出对封建礼法束缚人性的批判和反对。而所谓鬼神，不过是一种托词以及避免文字狱的手段而已。当然这里也必须指出的是，对于作者蒲松龄而言，显然不能苛求其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客观规律，也不可能站在资本主义萌芽的立场来批判封建主义，更为符合实际情况的分析可能是，蒲松龄只是出于朴素的人本主义，对于封建思想中反人性、束缚人自由的部分加以人本主义的批判。
二是“双美”人物的形象通常具有强烈的反差，它能激发读者的情感和思想，创造出各种矛盾，并通过生动有趣的人物来吸引读者。以《莲香》为例，人、狐、鬼形成了复杂的三角关系，在这个复杂的三角关系中，狐与鬼各有各的个性特点，狐相对而言较为自信，可能是基于这份自信，狐的人情味更足，在男女关系之中也更有吸引力。而鬼的阴煞之气更为强烈，与人距离更远，所谓“人鬼殊途”，因此在男女关系中往往显得偏执。可以说，狐和鬼两者在与人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鬼女很容易因为与阳间的不同而产生了一种自卑，她知道自己不能在阳间过上普通的日子，无论是人道，还是鬼道，还是狐道，她都是最低级的存在，而狐女作为阳界生物，更容易与人类产生正常的、相对健康的感情。
三是在“双美”的组合中，常以“和而不同”、“以矛盾对立”相结合，而“和睦”是小说发展的主要方向。以“双美”相衬的“和谐”，则体现了作者的艺术造诣。每个人都要受到人类的伦理约束，有仇恨，有情感，相同的“双美”形象依然具有不同的性格特征，可以互相衬托和反衬。如云栖、云眠，有才华，有贤德；三姐和四姐，一个是凶悍，一个是温柔；小谢和秋容，一个温和，一个勇敢。香玉和绛雪，一个是热情的，一个是淡然的。通过一正一反的对比，形成较为强烈的反差，给读者以更加深刻的影响，增强艺术效果，起到衬托、对比、突出的作用。
三、从人物交往关系看《聊斋志异》中的“双美”形象
“双美”不仅相互之间具有不同的搭配，而且与主人公也具有紧密联系，从而形成了更为复杂的互动结构。
（一）“双美”形象与男主角的交往关系
在聊斋的“双美”形象中，往往有一位男主人公所联结，并在一种“一男一女”的关系格局中，构成了几种主要的类型：
“一夫二妻”类型。作者将“双美”的人物和主人公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三人共居的一对多配偶的家族关系。“双美”中，“嫦娥”、“青梅”、“小谢”、“莲香”、“陈云栖”都排在第一位，这种传说中的女英、娥皇等人物，往往是古代女性“美娇娥”的象征，给男性们一个温馨的感觉。
牺牲一方促进姻缘型。在这种类型中，女主人往往主动退出，成全男主人与另一位女子。这不免令人想到国内著名的仙侠类游戏《仙剑奇侠传》，作为女娲后人的赵灵儿，为了镇守水灵兽而牺牲自己，让男主与另一位女主能够有机会长相厮守。在《聊斋志异》的故事中，比如在《荷花三娘子》里，狐狸精受到了惩罚，对天道的觉悟，帮助宗湘若找荷花三娘子；《宦娘》中宦娘为报恩成全温如春与葛良工的爱情。
一妻一友三人型，这种类型最典型的是《香玉》，男主人公黄生的妻子是白牡丹香玉，挚友是忍冬树绛雪。黄生与妻子白牡丹香玉的感情是炽热的，充满着爱情的甜蜜、温馨，以及肉体上的欢愉，而黄生与挚友忍冬树绛雪的关系则是相互尊重、彬彬有礼的，虽然在灵魂层面、精神层面、思想层面进行着充分的沟通，但始终保持着应有的距离。尽管黄生对忍冬树绛雪有过一定的“非分之想”，但忍冬树绛雪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坚决拒绝逾越男女界限，这保持住了这份友情的纯洁，因此也显得弥补珍贵。除此之外，《娇娜》里也对妻子、红颜知己的微妙关系有过精彩的描写，孔生与娇娜的关系比男女关系更重要，两人在生死关头相互帮助，算是生死之交，孔生为了救她，替她挡住了天雷，娇娜也想尽办法挽救孔生的生命。蒲松龄说：“余和孔生，不羡慕他的妻子，却羡慕他的朋友。只看她的容貌，就能忘记饥饿，听到她的声音，就能为之倾倒！”由此可见，“腻友”是指彼此欣赏、彼此相爱，但没有肉体上的欲望。作家并没有嫉妒自己的红颜知己，只嫉妒自己的“腻友”，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这种方式的向往。
（二）“双美”形象之间的交往关系
“双美”形象的互动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是“双美”都明确想得到男主人公的爱情，产生了激烈的竞争。“爱情”是人类非常奇妙的一种情感，尤其是女人面对爱情时，其心态之复杂，用最前沿的心理科学与脑科学也无法完全洞悉。即使是贤良淑德的女人，面对自己心爱的男人，也会无法自拔，而当有其他女性威胁到了自己在男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不免要使出浑身解数，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描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女性的心理特点与实际情况，但如果着墨过多，就未免有笔者“意淫”之嫌疑，因此尽管“双美”争夺很有意思，在话语中却透露出了男性权利的观念。故事的最后，还是让“双美”放下恩怨，和平共处，也是为了让男人能够生活的更加幸福。
第二是心心相印，“双美”互补。这是一种非常美好、非常健康的状态，根据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这种情形虽然不会经常发生，但是确实也是客观存在的，作者对这方面的大力描写表达出人性的美好，值得深入研究。
其中《庚娘》，庚娘亲手杀死唐氏的丈夫王十八复仇，从角色的角度来看，庚娘和唐氏之间，是水火不容的，唐氏却觉得是亏欠了她，而庚娘也很喜欢唐氏。“《青梅》中的青梅和阿喜扮演了一个互相帮助的双美形象，两人成为了一家人，这也是一个圆满的结局”[10]。对妇女的描述中，由于蒲松龄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环境，还夹带着男权主义的观念，比如两女共侍一夫，妻子与妻子之间，三足鼎立。但也尽力确保了妇女之间的友情与权利，尽管这样的描写在今天看来似乎比较平常，但是在当时的时代之中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就如同《红楼梦》中贾宝玉盛赞女儿，本质上是盛赞“女儿”这一形象所象征的纯洁美好、不被当时污浊社会风气败坏的良善，普遍被认为有很突出的思想高度，《聊斋志异》对于“双美”中“双美”互补的描写，实际上也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是通过狐怪之美表达对人性美好的赞美。
第三是关于同性恋的描写。很多人误认为同性恋是当代热门话题，尤其是西方国家近年来的热门话题，实际上在我国古代大量存在同性恋的社会状况及文学艺术描写。比如封三娘的故事中两位女主角一见钟情，后来因缘巧合得以在一起共同生活，应当说，尽管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但是她们之间的感情也是真挚的。但是在当时的封建社会环境中，这样的爱很难被认同。同时，封三娘也在撮合十一娘与孟生，表示了自己的关心，期望其获得一个好归宿，不过，于封三娘而言并没有带来快乐，让人有了更多的想法。“同性伴侣”这个词，在两个女性的心里是不存在的，由于当时的环境所限，很难详细描述它，只能把这份爱隐晦地埋藏在心底。
四、蒲松龄创作心理的文化溯源
（一）纠结复杂的创作心理
《聊斋志异》中的“双美”形象具有鲜明的原创性和继承特征，对蒲松龄错综复杂的艺术心态进行了恰当的描写。《聊斋志异》中刻绘了大量具有个性特征的“双美”人物，这一特点与当时的文人们所描绘的爱情理想相吻合。“双美”总体上是一位妩媚、明艳，能使文人心境得到轻松和崭新的感情经历的女子，还有一位是一心为她的丈夫而努力的贤妻。《嫦娥》就是最经典的一部，嫦娥是个贤良的女人，把自己的家庭事业发扬光大，而颠当却是风情万种，与文士嬉闹。就好像《娇娜》里的两个女人，一个是温柔的妻子，一个是甜蜜的朋友，老婆为孔生创造了一个和睦的家，后者则为生命增添了一抹亮色。这样的设定，是古代文人的理想追求，虽然不符合今天的道德准则，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也是无可厚非的。
而《聊斋志异》中所描绘的二女同侍一夫、姐妹情深的“双美”形象则更多地体现了男人对于幸福婚姻的憧憬。在男性主导的世界里，所有的女人都围绕着男人，他们相信“一夫多妻”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父权制下，男人身份的突现，则认为男性可以同时与两名或者更多名女性结婚是天经地义的事。娥皇女英“双美”，正是男性统治下理想的状态，这个故事延续了数千年，并被后来的爱情故事所呈现。之所以说这样的创作心理是“纠结复杂”的，在于蒲松龄一方面不可能跳出这种憧憬和希冀，另一方面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二女同侍一夫隐藏着的对女性的不公平，就像《红楼梦》写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使其描写了四大家族以及封建社会的必然崩溃解体，内心又对旧社会充满着眷恋。蒲松龄似乎也初步预感到了二女共侍一夫从客观规律来说难以持续，但内心又和绝大多数传统文人一样向往着这样的生活。
（二）蒲松龄创作心理的文化溯源
“双美”形象具有相辅相成、相互冲突的特点，不仅能满足文人的各种需要，而且与作家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刘氏是蒲松龄的老婆，一生都在为家里奔波。这一切，蒲松龄都看到了，心中充满了感激。然而，日常生活却使学者们产生了一种无聊的感觉，刘氏依然不能安慰蒲松龄的心灵，或许蒲松龄心中也渴望着“红颜知己”。
这与当时蒲松龄所处的社会大背景也有关系，明末清初，清兵入关，屠杀生灵一时间尸身遍野，满目疮痍，这种环境下鬼魂、鬼怪之说自然盛行，也影响着蒲松龄的创造内容。蒲松龄自幼博览群书，也对民间鬼怪故事兴致浓厚，一生贫苦多艰，也让他看透很多世事，由于要供养家人，长时间从事教师工作，可谓穷困潦倒，现实生活如此困苦还不如呆在自己创造的一个个鬼魅狐仙的梦境中，寻找心灵的慰藉，灵魂的寄托。
结语
与蒲松龄独特的角色塑造方式以及“双美模式”的类型化是非常丰富的，比如在两性关系方面，蒲松龄在描写“共侍一夫”的同时，也将“一妻一友”与“移花接木”相结合，将爱情的情感进行包装，以达到对爱情的向往。另外，小说中的“双美”也突破了以往的写作方式，在分类上，蒲松龄将各种类型的女性进行了精巧的融合，使得“双美”的形象也更加真实、多样化。从封建社会的大背景和蒲松龄的文学创作心态入手，可以看出《聊斋志异》中的“双美”不仅是男人对于理想的婚恋需求，也是一种文学作品中的一种心理抚慰。虽然“双美”的形象在心理上仍以“男子”为中心展开，然而蒲松龄对妇女的感情与性格进行深度刻画，女性的地位更加突出，男性主义的气息被冲淡了，“双美”形象在《聊斋志异》中的表现与之前的文学作品相比更为典型和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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