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毕飞宇的小说《平原》以20世纪70年代里下河地区为背景，通过对乡村社会结构、日常生活和个体生存状态的细腻描写，揭示了权力意识在基层社会中的渗透与运作机制。在小说中，权力不仅表现为政治命令、行政制度和集体规章的外在形式，更深刻体现在村民的日常行为、社会互动和心理认知之中。村干部的高调生活、对村民的行为规训、性别关系中的潜在控制以及邻里间的利益竞争，都构成了权力在微观层面的具体操作方式。小说通过个体在权力网络中的顺应、抗争与妥协，展示了权力对思想、情感及行为的深层塑造作用。本文以《平原》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权力表现形式、操作机制及其对个体心理与行为的影响进行系统分析，试图揭示毕飞宇笔下平原社会中权力意识生成的逻辑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意涵，为理解当代文学中权力叙事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毕飞宇；平原；权力意识；高调生活；日常规训

 

一、绪论

20世纪70年代是中国乡村社会经历高度集体化和政治动员的重要时期。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权力不仅作为国家政治意志和行政制度的外在体现存在，更深刻地渗透到村庄内部的日常生活、社会行为以及个体心理之中，成为塑造乡村社会结构和个体生存状态的重要力量。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表现出明显的层级化特征，从村干部到普通农民，从集体生产活动到家庭生活，权力网络无处不在、错综复杂^[1]。毕飞宇的小说《平原》正是以这一历史语境为背景，通过细腻的叙事与独特的空间描写，呈现了里下河地区乡村社会的微观图景。在这片广袤而又有限的平原上，个体的生活轨迹、心理活动以及社会行为无不与权力结构紧密相连，形成了一个既现实又具有文学意象性的社会场域。

在文学批评和社会学研究中，权力意识的探讨长期占据重要位置。权力意识不仅揭示了社会等级、制度运作及规范实施的机制，也体现了个体在社会结构中对自身位置的认知、行为选择及心理调适。文学作品作为社会现实的艺术再现，尤其是乡土小说，通过描写权力关系和社会互动，能够反映出微观层面的社会现实及其文化意涵。毕飞宇小说中的权力意识具有多重复杂性：它既存在于政治权力和行政制度的显性层面，如干部职权、集体决策和行政命令；也存在于日常生活、身体规训、心理认同以及邻里互动的隐性层面，如行为规矩、社会礼仪、性别角色以及竞争与攀比心理^[2]。这种显性与隐性的权力交织，使《平原》成为研究中国乡村社会权力运行及个体行为逻辑的典型文本。

具体而言，《平原》通过细致描写村民的日常生活、社会关系和心理状态，揭示了权力意识在基层社会的生成机制和运作逻辑。小说中的权力不仅以制度和命令的形式约束个体行为，更通过生活方式、社会规训、性别分工、邻里竞争等微观手段塑造个体的心理与行为模式。例如，村干部的高调生活不仅是一种权力象征，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村民的价值观和行为选择；日常生活中的规矩和制度化安排使个体逐渐形成顺应或适应权力的心理结构；而身体实践与性别关系中的权力操作，则反映了权力对最私密生活的渗透及个体的不同层次反抗与妥协。这些描写不仅展示了权力的制度化和社会化机制，也体现了权力对乡村社会文化、社会秩序以及个体心理的深刻影响。

本文将从三个主要方面展开研究：首先，分析高调生活与权力的制度化体现，探讨权力如何通过社会等级、公共行为和生活方式巩固自身的合法性与支配力；其次，考察日常生活中的权力规训与个体服从，揭示制度、规范与社会舆论如何塑造村民行为和心理预期；最后，探讨身体与性别关系中的权力操作与反抗，分析权力如何渗透到家庭生活、性别分工及个体自我认知中，并引发个体的顺从、妥协或抵抗行为。通过这三条分析线索，本文旨在系统呈现毕飞宇笔下平原社会中权力意识的生成、运作及其社会文化意义，并试图为理解当代乡土文学中的权力叙事提供理论视角与方法参考。

研究《平原》中的权力意识，不仅有助于揭示乡村社会的微观权力结构，也能够深入理解个体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心理机制和行为逻辑，同时为文学研究提供对社会现实再现的新理解。通过对权力意识的文本分析与理论解读，本文希望呈现一个既具体又具有社会文化厚度的平原世界，体现文学与社会学、心理学之间的跨学科对话价值。

二、高调生活与权力的制度化体现

毕飞宇的小说《平原》中，高调生活是权力意识最直观、最系统的表现形式之一。所谓高调生活，不仅是政治口号和制度安排的显化，更通过声音、时间和行为规范渗透到每个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权力规训网络[3]。在平原村庄，高调生活不仅塑造了社会秩序，也强化了个体的权力敏感性和服从心理，是权力制度化的具体体现。

（一）高调生活的表现形式

高调生活在《平原》中具有多样化的呈现方式，从时间管理、行为规范到政治仪式，都体现出权力对个体生活的渗透与掌控。小说描绘的高调生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表2-1 《平原》中高调生活形式及其权力作用

高调生活形式	描述	权力作用
定时广播	每天早晨八点整的报时声、政治宣传广播	通过声音信号统一村民作息，强化时间纪律意识和对权力的顺从心理
村庄集会	定期组织的政治学习、动员大会	将政治指令和意识形态传递到每个村民，形成集体认同感和行为约束
行为规范	劳动安排、生产指标、集体活动中的规范化行为	将权力规则转化为日常行动指南，使个体自觉遵守集体意志
日常监督	村干部巡查、邻里互相报告	权力通过社会监督制度化，形成内化的行为规训机制

通过这些形式，权力不仅以政治命令的形式出现，也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强化了对村民行为和心理的影响。村民对高音喇叭的遵从、对集会纪律的遵守，以及对生产指标的严格执行，不仅是对外在权力的服从，更是权力意识内化的结果。毕飞宇通过细腻描写这些生活细节，使读者能够感受到权力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渗透力。

（二）高调生活与集体意识的塑造

高调生活不仅是行为规范的体现，更是集体意识形成的重要机制。在平原村庄，个体的“小我”被要求融入“大我”，即个人利益、欲望和行为都需服从于集体目标与意识形态。高调生活通过制度化的安排、公共空间的动员和心理认同的强化，使村民自觉地遵循集体逻辑。小说中，村支书及干部不仅是权力的执行者，也通过示范作用引导村民形成对高调生活的心理认同。

例如，在每日的劳动安排中，个体的行为不仅取决于个人意愿，还需考虑村庄的生产指标、集体任务及政治考核。村民在执行这些任务的过程中，逐渐将外在的权力规范内化为行动指南，形成对权力的心理顺应。这种内化不仅减少了外部强制力的必要性，也强化了个体对权力存在的敏感性，使权力成为社会结构中不可分割的核心轴心。

（三）高调生活对个体心理与行为的规训

高调生活通过日常化的行为规范和制度化安排，对个体心理和行为产生深刻的规训作用。个体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不仅习惯于外部权力的约束，更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权力意识。例如，村民习惯于早晨固定时间的广播声，习惯于在集会中遵守纪律，甚至在家庭生活和邻里交往中也会自觉遵循权力所设定的行为标准。这种行为习惯和心理认同，正是权力制度化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高调生活并非完全压抑个体的自主性，而是通过行为规范、社会监督和心理认同的交互作用，使个体在集体框架内寻找行为安全和心理归属。例如，村民在遵守劳动安排的同时，也在集体活动中寻找社会认可；在执行政治任务的过程中，个体获得了一种社会地位感和心理安全感。权力在高调生活中的制度化体现，不仅保证了集体目标的执行，也使个体在潜移默化中习得了权力操作的感知和应对能力，为日后的权力互动提供了心理基础[4]。

（四）高调生活与权力运作逻辑

综上，高调生活不仅是权力的外在表现，更是权力运作逻辑的具体体现。在《平原》中，权力通过高调生活制度化、规范化和日常化，使村民在无形中遵循集体意志。个体行为、心理认同和社会交往都被纳入权力网络，形成权力意识的自我强化机制。毕飞宇通过这种描写，将权力从宏观的政治制度层面延伸到微观的生活实践层面，使权力既具体可感，又潜移默化，呈现出乡村社会权力运作的完整图景。

三、日常生活中的权力规训与个体服从

（一）微观空间与权力布局

在《平原》中，权力不仅通过显性的制度和高调生活体现，也通过日常生活实现对个体的规训。村庄的空间布局、资源分配和社会关系网络共同构建了权力微观操作的场域。村民在有限的生存空间中活动，每一个日常行为都与权力关系交织。例如，谁能够获得肥沃土地、粮食供应或政府补贴，谁就掌握了相对优势，而这些优势又直接反映在村民的社会声望和人际影响力上[5]。

这种微观空间的权力布局，使个体在生活中时刻感知权力存在，形成“权力—行为—反馈”的循环机制。村民在日常行为中既要服从权力，又要在规训范围内寻找自主空间，从而呈现出既依附又微妙抗衡的行为特征。

（二）行为规训与资源控制

小说中，权力通过对村民行为的规训和资源的控制强化社会秩序。占据高位的干部或村中能人不仅拥有物质资源，还掌握人际网络、信息渠道和社会评价权力。村民为了维持生存和社会地位，不得不遵循这些权力规则，同时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寻找利益最大化的操作空间。

日常生活规训的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为规范化，即村民在社交、劳动和公共活动中按照权力要求自我约束；二是心理认同化，即权力通过奖惩、舆论、眼神交流等方式，使个体内化规则，主动形成对权力的敏感与顺从。

（三）权力规训的心理与情感渗透

权力规训不仅体现在物质分配上，也深入心理和情感层面。村民对“外来者”的戒备、对邻里的猜忌、对权力者的畏惧，都是规训机制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长期处于权力网络下的村民，逐渐形成对权力的依附性与敏感性，内心深处对权力的顺从甚至超过对制度本身的理解或认同。

这种心理与情感上的规训，使个体行为高度可预测，同时为权力运作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个体在服从与微妙抵抗之间游走，既显示了权力的渗透力，也体现了人性的复杂性。

（四）日常生活中的权力规训形式

在《平原》中，权力不仅通过高调生活和制度性安排展现，更深刻地渗透到村民的日常行为与心理结构中。为了更直观地呈现权力规训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操作方式及其对个体的影响，可以将小说中表现出的权力形式归纳如下表3-1所示：

表3-1 《平原》中日常生活权力规训形式及影响分析

权力表现层面	具体形式	对个体行为的影响	对心理与情感的影响
资源控制	土地分配、粮食补贴、生活物资	个体必须遵守分配规则，竞争资源	增强依附感与敏感性
社会声望	村中能人、干部权威	行为趋向规范化以获得认同	形成畏惧与顺从心理
日常规范	劳动安排、集体活动、礼仪规范	行为受限，遵守社会秩序	内化规则，心理认同权力
人际操控	社交圈维护、舆论压力	选择性交往，避免触怒权力者	增强戒备与情感防御

从表中可以看出，权力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既包括对物质资源的控制，如土地分配和生活物资的调配，也包括对社会声望和人际关系的操控，使个体在行为上趋向规范化。此外，日常规范和社会礼仪进一步强化了个体的行为规训，使权力不仅体现在外在行动上，更深植于心理与情感之中。个体在遵循规则和追求利益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对权力的敏感性和依附性，甚至在潜意识层面内化权力的存在。

四、身体与性别关系中的权力操作与反抗

（一）身体作为权力控制的场域

在《平原》中，权力意识不仅通过制度与日常生活表现出来，还深刻渗透到身体与性别关系中。男性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资源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女性的身体则成为权力争夺和社会规训的重要场域。小说描写了村庄中男性利用身体支配女性的情形，如支书王连方对女性的性占有，不仅是权力的象征，更是对女性身体、心理与行为的直接控制。这种控制在小说中体现为对女性日常生活的限制、行为的规范以及身体自主性的剥夺，显示出权力在微观层面的深层渗透。

在身体规训中，权力不仅作用于个体的行为，还塑造其心理认知与社会角色。女性在男性权力面前往往不得不服从规则，保持顺从的姿态，以避免冲突和惩罚。这种身体上的服从，是权力意识内化的具体表现，也是个体在不平等社会结构中生存的被动策略^[6]。

（二）身体反抗与权力的互动

然而，身体也成为反抗权力的重要场域。毕飞宇描写了女性角色在极端压迫下通过身体行动进行抵抗的情形，如吴蔓玲在特定事件中冲破规训，释放身体的本能与欲望。这种反抗虽然孤立而微小，但却揭示了个体在权力结构中仍有追求自由和自主的可能性。权力与身体的互动关系，使小说中的权力意识呈现出复杂性和多维性：权力既塑造个体行为，也受到个体身体反抗的制约。

通过对身体的描写，小说呈现了权力运作的非线性和动态特征。男性对身体的掌控并非绝对，女性通过顺应、策略性利用甚至抵抗行为，也在微观层面改变了权力的流动方向。这种权力互动显示出乡村社会中权力不仅是静态的制度安排，更是充满张力和变动的社会实践。

（三）性别关系中的权力动态

权力在性别关系中的体现，不仅揭示了社会结构的不平等，也反映了个体在权力体系中面临的艰难选择。男性通过支配、占有和控制获取权力，而女性则在顺应、抵抗或策略性利用身体的过程中争取生存空间。这种动态关系构建了小说中的权力网络和社会生态，使权力意识在性别层面得以延伸和深化。

为了直观呈现身体与性别关系中权力的操作与反抗，可以将其归纳如下表：

表4-1 《平原》中身体与性别关系权力操作及反抗分析

权力表现形式	操作方式	个体反应	对心理与行为的影响
身体支配	性占有、劳动体力要求	顺从、服从	压抑自我，心理畏惧
社会期待	性别角色规范、礼仪要求	遵循、策略性调整	内化规则，行为自律
身体反抗	挑战规训、释放本能	抵抗、逃避	强化自主感，心理解放
性别互动策略	利用身体与情感获取资源	适应、妥协	形成生存策略，权力敏感性增强

由表可见，权力在性别关系中通过身体支配、社会期待和日常规范作用于个体，而个体则通过顺应、策略利用和反抗形成微观权力互动。身体既是权力实施的场域，也是反抗的载体，显示出毕飞宇小说中权力意识的复杂性与多维性。

五、权力意识的复现与文化意义

（一）权力意识的历史复现

毕飞宇在《平原》中，通过对20世纪70年代里下河地区乡村生活的细致描写，将权力意识在基层社会的生成机制和运作逻辑复现出来。小说中的高调生活、日常规训和身体性权力不仅是历史现实的再现，更是社会心理与文化生态的折射。通过这些描写，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权力如何渗透到村庄的空间结构、日常生活、心理认知以及人际互动中，从而形成了一个高度组织化、层层渗透的权力网络。权力在小说中不仅是显性的政治命令或制度安排，更通过社会规范、文化习惯和心理内化实现了深度控制[7]。

权力意识的复现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也是对乡村社会微观运行机制的呈现。小说通过个体日常行为的描写，让读者理解权力如何塑造行为模式、社会互动以及群体认同。例如，村民对高音喇叭、集会和政策指令的服从，既体现了外在制度压力，也显示了权力在心理层面的深度内化。

（二）权力运作的张力与个体反应

《平原》中的权力运作并非单向或绝对，规训与反抗并存是其核心特征。个体在权力网络中既被制度化约束，也在日常生活中寻找自主空间。小说中，女性角色通过身体行动抵抗权力，男性角色通过资源分配和社会关系维持权力，这种动态互动显示出权力运作的复杂性和张力。个体在顺从、妥协、策略性利用甚至反抗中形成了微观权力实践，使权力在具体社会生活中呈现出流动性和可塑性。

这种张力不仅体现在社会行为上，也反映在心理认同与价值观塑造中。个体在遵循权力规范的同时，不断进行心理调适，以保持生存与社会适应。权力意识在这一过程中被深度内化，成为个体认知、行为模式和社会角色的组成部分。

（三）权力意识的文化意义

从文化层面看，《平原》中的权力意识揭示了政治制度与日常生活、社会结构与个体心理、权力控制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毕飞宇通过小说复现乡村社会的权力生态，展示了权力对人性、情感和社会行为的深刻塑造作用。权力不仅塑造了个体行为，也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认知和社会情感，使权力成为文化认同和心理内化的重要因素。

此外，小说中权力意识的描写还体现出个体在权力体系中追求自由与生存的困境。面对制度化规训与社会期待，个体的顺应、抵抗和策略选择构成了权力互动的微观景观，也反映了乡村文化中权力与人性的复杂纠葛。这种文化意义不仅具有历史价值，也为理解当代社会权力运作及个体心理提供了文学的镜鉴。

六、记忆与叙事中的权力意识

（一）叙事选择与权力的导向性

在《平原》中，毕飞宇通过多重叙事视角和记忆重述，揭示了权力意识在乡村社会中的深层机制。小说的叙事结构并非简单的时间线索，而是以村民、叙述者及个体观察者的多重视角交织呈现。每一个视角都承载着对权力事件的选择性回忆，这种选择本身就是权力意识的一种体现。某些事件被强调、某些细节被淡化，显示了权力如何塑造社会记忆的重点与层次。例如，村干部的决策、政治动员活动以及集体事件在叙事中占据重要位置，而个体的微小反抗、邻里间的冲突或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调适常被边缘化或简略带过。这种叙事选择不仅重现了历史事件，也再生产了权力关系，使权力在文学叙事中获得了结构化的体现[8]。

叙事中的导向性还表现为事件解读的倾向性。叙事者在回忆权力行为时，常带有心理上的认同、敬畏或无奈，这种心理导向反映了权力在意识形态层面的渗透。通过叙事选择，小说强调了权力的中心地位，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自然感受到权力对社会生活和个体行为的塑造作用。

（二）记忆心理化与权力内化

《平原》中，记忆不仅是对历史事件的简单回顾，更是权力意识心理化的过程。村民在叙述往事时，既体现了对权力者的服从与敬畏，也表现出对制度的不满和对自由的向往。记忆成为权力作用的内化场域：个体通过记忆将权力关系转化为心理结构，形成对权力的敏感性和适应性。

例如，小说中对村民面对高调生活或政治动员时的心理反应有细致描写：恐惧、焦虑、顺从与悄然反抗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复杂的心理景观。通过这种心理描写，权力意识从外在行为和制度控制延伸至个体内在认知，成为个体思维、情感乃至道德判断的组成部分。这种心理化过程不仅强化了权力的存在感，也为读者提供了理解个体行为逻辑和社会秩序运作的微观视角。

（三）记忆叙事的多维性与文学价值

记忆与叙事的交织，使《平原》中的权力意识呈现出多维性。一方面，权力在社会结构层面体现为等级、资源分配和政治制度的控制；另一方面，它在个体心理层面体现为内化的服从、恐惧以及策略性应对。毕飞宇通过叙事技巧，使权力既是社会现实的存在，也成为文学文本的核心主题。叙事语言的细腻、事件重述的多角度呈现，使读者不仅理解历史与社会结构，也能够感受到权力对个体心理、行为及社会认同的深刻影响[9]。

此外，记忆叙事的多维性还增强了小说的文化与社会意义。它不仅重现了乡村社会的权力生态，还揭示了历史记忆的选择性与权力导向性，提示读者反思权力如何塑造社会认知和文化价值。通过记忆和叙事，小说使权力意识渗透至文本结构和阅读体验中，使文学成为理解乡村社会权力网络的重要媒介。

通过对记忆与叙事的分析，可以看出，《平原》中权力意识不仅存在于显性制度、日常规训和身体性权力中，还深深嵌入叙事结构与心理描写之中。记忆的选择性、叙事的心理化以及多视角呈现，使权力意识呈现出高度复杂和多维的特征。毕飞宇通过这种叙事策略，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体验到权力对个体行为、心理认知和社会关系的深刻影响，同时也反映了文学在复现社会历史、揭示权力结构中的独特功能与文化价值。

七、结论

毕飞宇的《平原》以20世纪70年代里下河平原的乡村生活为叙事背景，通过对高调生活、日常规训、身体与性别关系以及记忆叙事的细致描写，深刻揭示了权力意识在基层社会中的生成机制和运作逻辑。小说展示了权力不仅作为政治命令和制度安排的外在表现，更通过村庄的日常生活、社会互动和心理认知渗透至每一个个体的行为与思想之中，形成复杂的社会网络与微观权力体系。

首先，《平原》通过高调生活的描写，展现了权力的制度化特征。村庄中统一的作息安排、定时广播、集体活动以及对政治口号的执行，使权力以可见的形式塑造了村民的行为模式。这种制度化的高调生活不仅强化了集体意识，也使个体在日常行动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服从于权力秩序，体现了权力的显性操控力和心理内化作用。

其次，日常生活中的权力规训和资源控制凸显了权力意识的渗透性。村民在有限的空间、有限的资源和社会关系网络中展开生存与竞争，权力通过物质分配、社会声望及人际关系的操纵，使个体内化规训意识，并在行为和心理上表现出对权力的敏感性与适应性。即便在潜在的反抗空间中，个体也需遵循权力规则以保证生存，这体现了权力在微观社会结构中的持续作用和无处不在的影响力。

第三，权力在身体与性别关系中呈现出独特的操作方式。男性通过政治和经济权力对女性实施控制，而女性则在顺应、抵抗和策略性利用中寻找生存空间。个体的身体不仅是权力施加和规训的场域，也成为微观反抗的可能载体。这种权力与身体互动的复杂关系揭示了乡村社会性别结构、文化规范与权力运作之间的紧密联系，显示出权力意识的多维性和动态性。

此外，记忆与叙事的呈现进一步深化了权力意识的文学表达。小说通过多视角叙事和记忆的选择性重述，使权力意识不仅存在于社会行为和身体规训中，还内化为个体心理结构，并通过文学文本再现乡村社会的权力生态。叙事的心理化与多维化，使读者能够感受到权力对历史认知、社会关系及个体价值观的深刻塑造。

《平原》中的权力意识具有高度结构化、渗透性强、规训与反抗并存以及心理内化等特点。毕飞宇通过小说文本复现了乡村社会的权力运作逻辑，呈现了个体在权力体系中的生存困境与心理张力，同时揭示了权力对社会结构、文化认同及人性复杂性的深远影响。作品不仅具有历史与社会学价值，也在文学上提供了理解权力意识的微观视角和叙事方法，对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及文学中的权力主题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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