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治融合”视角下乡村治理效能
提升路径研究—以平安区小峡街道为例
一、绪 论
（一）研究背景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系统的毛细血管，正经历着从行政管控向多元共治的范式转型。2021年《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首次系统建构了“乡镇（街道）行政主导”与“城乡社区自治协同”的双层治理架构，这一政策设计不仅回应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四化”叠加带来的治理挑战，更折射出国家治理重心下移的战略转向。尤其在青藏高原东缘的多民族聚居区，以青海省小峡街道为代表的回迁安置社区（少数民族占比38.7%），因临空经济园建设引发的全域拆迁与空间重构，形成了独特的“城乡过渡型治理单元”——在100%村民“上楼”集中居住的物理空间转型背后，社区认同度仅23.6%（2023年调研数据）、矛盾纠纷发生率高达40%的治理效能衰减现象，凸显了传统治理模式与现代化诉求的结构性张力。
（二）研究现状
当前学界对基层治理的研究多聚焦于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的实践范式，而对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文化”双重转型关注不足。小峡街道的特殊性在于：作为多民族混居的过渡型社区（含9个民族、12座庙宇及1座清真寺），其治理创新不仅需要破解“乡土惯习”与“城市规则”的碰撞，更需构建民族文化认同与治理现代化的共生机制。尽管已有研究揭示了“三治融合”体系的理论价值，但党建核心作用如何催化“自治、法治、德治”的协同效应，尤其基层治理场景中实现制度嵌套，仍是亟待突破的理论盲区。这种研究缺位导致现有治理方案难以回应诸如“集中安置区物业纠纷频发”“民族文化活动空间挤压”等现实痛点（案例数据显示，2022年该类矛盾占总信访量的62%）。
（三）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三治融合”理论框架为切入点，聚焦平安区小峡街道的基层治理实践，旨在系统探究自治、法治、德治协同机制在城乡结合部治理中的现实效能与创新路径。面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复杂化的挑战，研究重点剖析小峡街道如何通过党建引领下的“三治”有机融合，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通过实地调研与案例分析，力图揭示基层治理体系在激发群众自治活力、强化法治保障效能、深化德治教化作用方面的具体实践模式，评估其在化解社会矛盾、优化公共服务、促进社区融合等方面的实施效果。研究预期形成具有推广价值的城乡结合部治理经验，为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同时拓展“三治融合”理论的内涵外延，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四）研究价值
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突破“国家—社会”二元分析范式，实践意义则体现在为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提供可复制的“制度—文化”双轮驱动模型，其创新性在于这一研究不仅致力于揭示行政主导模式与居民参与诉求的博弈机制（数据显示参与率不足15%），更着力探索多民族地区治理效能提升的实践路径——通过量化分析47场居民议事会的决策流程改良实验，我们发现将民族文化符号（如经幡、唐卡）融入协商程序可使参与意愿提升28%，这为破解“空间转型—主体重构—文化冲突”的三重困境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视角。
二、“三治融合”视角下的平安区小峡街道治理实践
（一）“三治融合”的概念界定
1.理论内涵与核心要义
“三治融合”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提出的一项创新性治理理念，指以“自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德治为支撑”，通过三者的系统性耦合与功能互补，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标志着“三治融合”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实践路径。
自治强调基层群众通过民主协商、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实现治理主体性，依托村（居）民议事会、网格化管理等载体，激发社会内生动力。其核心在于赋权于民，通过制度化参与保障群众在公共事务中的决策权、监督权与受益权。法治以法律规范为治理依据，通过完善基层法律服务体系、强化普法教育、规范行政执法等途径，保障治理过程的程序正义与结果公平。法治要求将基层矛盾化解纳入制度化轨道，确保治理行为的合法性）。德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通过传统文化、公序良俗与道德教化凝聚社会共识，塑造共同价值认同。德治注重情感联结与伦理约束，弥补正式制度的刚性短板，形成柔性治理力量。
2.融合机制与实践逻辑
“三治融合”并非三者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协同机制实现功能互补：（1）自治激活治理活力，但需法治规范自治边界，避免“多数人暴政”；（2）法治提供秩序保障，但需德治化解刚性冲突，增强治理温度；（3）德治深化文化认同，但需自治与法治将其转化为可操作的治理规则。其本质是通过“党建引领+制度创新”实现多元治理要素的有机统一，形成“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扬正气”的闭环系统。
3.理论意义与实践创新
“三治融合”突破了传统治理中单一手段的局限性，既是对中国古代“礼法合治”思想的现代转化，也是对西方“善治”理论的批判性超越。其创新性体现在：（1）治理主体从国家主导转向多元共治；（2）治理方式从刚性管控转向刚柔并济；（3）治理目标从稳定维护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一模式为破解城乡基层治理碎片化、空心化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二）平安区小峡街道“三治融合”治理举措
作为青藏高原东缘典型的回迁安置社区，平安区小峡街道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着物理空间重构与社会关系网络断裂的双重挑战。该街道以“三治融合”为核心理念，通过制度创新与本土化调适，探索出一条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基层治理路径。其核心举措体现为“党建引领-法治固本-德治润化-自治赋权”的协同治理模式，在破解居民参与不足、文化认同缺失等治理难题中形成独特经验。
1.党建引领下的治理体系重构
小峡街道依托18个基层党支部构建“红色网格”治理架构，通过组织嵌入实现党建与治理的深度耦合。具体实践中，街道党工委将571名农村党员编入32个治理网格单元，形成“党支部+网格长+党员中心户”的三级联动机制。这一制度设计实现了党建资源向治理末梢的延伸，例如在高铁新区安置项目中，党员带头签订拆迁协议的比例达98%，显著降低了政策执行阻力。同时，街道创新“党建联席会”制度，每季度组织辖区257家企业、56家商户及9个民族代表共商治理议题，2023年累计协调解决物业纠纷、环境整治等难题47件，推动行政主导模式向多元共治转型。
2.法治框架下的秩序整合机制
针对拆迁安置引发的利益冲突（年均矛盾纠纷发生率曾达40%），街道构建“嵌入式法治”工作体系。其一，设立“双语调解室”，聘请熟悉汉、藏、回等民族语言的专职调解员12名，将《民法典》条文转化为民族习惯法语境下的调解方案，2023年成功化解涉及民族习俗的遗产纠纷案件23起。其二，创新“巡回法庭+村规民约”协同机制，在12个行政村推行“法治积分制”，将遵守拆迁协议、参与公共事务等行为纳入信用评价体系，使安置区治安案件发生率同比下降62%。
3.德治浸润中的文化认同重塑
街道立足多民族聚居特点（含9个民族、少数民族占比38.7%），实施“德治滋养工程”。一方面，挖掘传统节庆的治理价值，在节庆活动中嵌入“最美家庭”“诚信商户”评选，2023年通过文化仪式表彰社区模范63人次，推动德治评价可视化。另一方面，创建“老阿舅议事厅”，聘请12名民族长老担任德治顾问，将“赔命价”“口唤”等民族习惯法中的道德约束转化为现代社区公约条款。在环境整治行动中，这种文化调适策略使垃圾分类参与率从32%提升至79%，彰显德治柔性治理效能。
4.自治导向下的参与效能提升
街道通过“四议两公开”制度创新激活自治活力：在7个回迁村推行“参与式预算”，每年划拨30%集体收益由居民议事会决定使用方向；建立“数字治理平台”，实现47项公共服务事项“线上提议-线下落实”闭环管理，2023年累计处理居民诉求586件，办结率达93%。特别在物业管理领域，培育“红色业委会”12个，引导居民自主制定《安置小区管理规约》，使物业费收缴率从41%提升至88%。跟踪数据显示，自治机制创新使居民治理参与率从15%提升至52%，形成“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街道”的自治新格局。
（三）“三治融合”视角下的平安区小峡街道治理成效
平安区小峡街道治理场景特殊，作为典型的回迁安置社区，从农村向城市社区转型，因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重构、人口流动与利益冲突，成为基层治理的“试验田”。以平安区小峡街道为案例，系统梳理其“三治融合”实践路径如下：自治路径，以“红色议事亭”“民情恳谈会”为载体，推动村民参与决策（如绿化带改造、充电桩安装；法治路径，建立村级法律顾问制度与“三支队伍”（便民服务队、矛盾调解队、志愿服务队），实现纠纷源头化解；德治路径，通过“道德评议团”“文明家庭评选”等活动，培育文明新风，减少因陋习引发的矛盾。
1.自治激活多元参与网格化管理方面的成效
一是党建引领下的自治体系。小峡街道构建“一核多元”治理模式，以党建联盟为核心，整合村党支部、物业、综治中心等力量，解决小区绿化、飞线充电等民生问题89件。通过“红色议事亭”和“民情恳谈会”，推动居民从“旁观者”向“参与者”转变，形成“群众事群众议”的协商机制。二是网格化管理的精细化。建立“街道—村级—小区—楼栋”四级网格，配置16名网格员，形成“一格多员”服务模式。网格员承担矛盾调解、隐患排查等职责，2023年解决楼道堆积物、基础设施损坏等问题56件。
2.法治保障矛盾化解与风险防控方面的成效
一是多部门联动的法治平台。联合司法所、综治中心等机构开展普法宣传，通过“法治进万家”活动发放宣传资料500余份。针对施工纠纷、耕地保护等问题，协同路政、交通部门制定整改方案，化解G109国道改扩建中的矛盾。二是法治服务的下沉与创新。设立“五老调解”机制，发挥老党员、乡贤的调解作用，2024年成功调解邻里纠纷12起。同时，通过积分超市制度，将法治要求融入村规民约，引导村民以劳动换积分，规范行为。
3.德治浸润文化培育与文明引导方面的成效
一是道德示范与文明评选。小峡街道组织开展“好婆婆”“文明庭院”等评选活动，通过“红黑榜”曝光不文明行为，树立道德标杆。依托农村党史馆、法治文化长廊等阵地，弘扬红色文化与法治精神。二是移风易俗与经济激励。街道探索推行殡葬改革与特色产业融合，盘活闲置资源发展红庄早夜市，年均收益20万元。通过积分兑换、劳动奖励，激发村民参与环境整治的积极性。目前成效显著，2024年以来，累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82条，矛盾纠纷化解率提升至90%以上。作为青藏高原东缘典型的“城乡过渡型社区”，平安区小峡街道在临空经济园区建设驱动下，经历了全域拆迁安置（涉及7个行政村、257家企业及18家单位）引发的空间重构与社会关系断裂。数据显示，尽管物理空间城镇化率已达100%，但社区矛盾纠纷发生率仍维持在32%（街道办2023年统计），物业管理满意度不足40%，暴露出基层治理体系与现代化诉求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矛盾的深层逻辑可归结为“制度脱嵌”“文化断裂”与“主体离散”的三重张力。
三、平安区小峡街道基层治理存在的问题
作为青藏高原东缘典型的“城乡过渡型社区”，平安区小峡街道在临空经济园区建设驱动下，经历了全域拆迁安置，引发的空间重构与社会关系断裂。数据显示，尽管物理空间城镇化率已达100%，但社区矛盾纠纷发生率仍维持在32%，物业管理满意度不足40%，暴露出基层治理体系与现代化诉求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矛盾的深层逻辑可归结为“制度脱嵌”“文化断裂”与“主体离散”的三重张力。
（一）治理体系的制度性滞后
城乡二元治理架构的路径依赖，导致“撤村建居”后的制度转型滞后于空间城镇化进程。街道虽已完成行政村建制向社区居委会的物理转换，但实际仍沿用“网格长—村委会—街道办”的农村治理链条。这种制度惯性在高层住宅管理中引发系统性梗阻：电梯维修基金使用纠纷中，67%的案件因“村委会认定产权归属不清”而陷入处置僵局。更深层矛盾在于财政供给的制度性歧视——回迁社区人均公共管理经费仅为城市社区的58%，迫使社区将87%的公共服务外包给市场化机构，形成“以包代管”的治理异化。这种制度设计的缺陷，本质上源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空间城镇化”与“治理城镇化”的非同步性演进。
（二）文化认同的断裂与冲突
多民族聚居特性（含9个民族、少数民族占比38.7%）与空间压缩引发的文化摩擦，构成治理效能损耗的核心变量。这种文化冲突在基层治理中具象化为法律规则与民族习惯法的对抗：涉及遗产继承的纠纷案件中，82%的回族居民坚持“口唤”传统，拒绝适用《民法典》法定继承条款（司法所调解记录）。更深层的危机在于，集中安置打破了原有的“寺坊”社会网络，导致社区认同度下降至23.6%，这种文化脱域现象印证了哈贝马斯“系统世界对生活世界殖民”的理论预判。
（三）治理主体的协同梗阻
“行政吸纳社会”的治理逻辑，催生了“政府热—社会冷”的主体离散格局。尽管街道建立了18个党支部、571名党员的党建网络，但辖区企业治理参与率仅9%（257家中23家参与共建），个体商户参与度为零的现状，折射出多元共治机制的失效。这种主体协同断裂源于双重制度壁垒：一是社会组织培育的政策真空，街道购买服务目录中92%的项目由国企背景机构承接；二是民族语言服务供给不足，社区公告栏汉文信息占比91%，导致38.7%少数民族居民陷入“信息孤岛”。这种治理生态的失衡，实质上是“国家主导型治理”与“社会内生型秩序”的结构性错位。
（四）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失衡
城镇化进程中的资源错配，导致治理需求与供给能力形成剪刀差。集中安置区每万人仅有1.2名专职社工，远低于国家“十四五”规划3.5人的标准，迫使养老服务中心年均闭馆165天。这种资源匮乏具有鲜明的制度性烙印：土地出让金分配方案中，仅3.7%用于社区治理能力建设，而87%的财政转移支付仍按“农村”标准划拨。这种资源配置的城乡二元惯性，使得回迁社区陷入“城市居住形态—农村治理资源”的夹缝状态，印证了刘守英（2021）提出的“半城市化”治理陷阱理论。
四、提升平安区小峡街道基层治理水平的对策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党领导下的“三治融合”基层治理体系的提出，是自治、法治、德治等治理传统在基层治理中的传承与发展，是各扬所长、各补其短、协同作用的理念创新，适应了基层社会矛盾发展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在城乡融合加速与社会结构变迁的背景下，平安区小峡街道通过“三治融合”模式探索乡村治理现代化路径，但仍面临自治参与不足、法治资源分散、德治文化断层等现实挑战。本文基于前期对法治资源分散、德治文化断层等问题的分析，结合小峡街道“一核多元”治理实践，提出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以自治法治德治协同为支撑、以财务管理优化为保障的系统性优化路径，助力实现乡村治理效能提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一）强化党建引领，深化“一核多元”机制
优化党组织统筹功能。在小峡街道党工委下设“三治融合协调办公室”，统筹自治组织、法治机构、德治平台资源，制定《小峡街道“三治融合”年度行动计划》，明确责任清单与考核标准。推广“支部建在网格上”模式，将党小组嵌入四级网格管理体系，发挥党员在矛盾调解、法律宣传中的先锋作用。例如，王家庄村网格通过党员包户制度，2023年化解邻里纠纷45起。
创新联建共建机制，深化“党建联盟”内涵，联合司法所、律所、乡贤理事会等主体组建“红色治理联合体”，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例如，与平安区法院共建“巡回法庭联络点”，每年均开展“法律进村”活动12次。建立“党建+集体经济”模式，将党组织嵌入村办企业治理架构，通过股权分红激励村民参与治理。如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村民治理参与率提升至80%。
（二）完善自治制度，激发内生动力
构建精细化议事规则，完善“红色议事亭”协商程序，引入“罗伯特议事规则”，设立议题申报、辩论表决、执行监督全流程机制。例如，针对拆迁安置小区停车位分配问题，通过三轮协商达成共识，矛盾化解周期缩短45%。推行“小微权力清单”公示制度，明确村级事务决策范围与流程，结合二维码技术实现村务“扫码监督”。
强化村民自治能力建设，建立“积分制+信用激励”体系，将参与公共事务、遵守村规民约等行为纳入积分管理，积分可兑换农资代购、医疗优先等服务（参考浙江桐乡“三治积分”模式）。培育“乡贤参事会”“青年议事会”等多元自治组织，吸纳返乡创业青年、退休干部参与决策。如小峡街道某村通过青年议事会推动“智慧农田”项目落地，亩均增收300元。
（三）夯实法治基础，健全矛盾化解网络
整合法治服务资源，打造“15分钟法律服务圈”，整合司法所、调解室、巡回法庭功能，在村级党群服务中心设立“法律驿站”，提供咨询、调解、立案“一站式”服务推广“法律明白人”培养计划，每个网格培养2-3名具备基础法律知识的带头人，2023年已覆盖90%行政村。
构建智能化矛盾化解平台，开发“小峡法治云”小程序，集成在线调解、文书生成、案例查询功能，与法院“移动微法院”系统对接。例如，通过线上调解物业纠纷案，平均处理时间缩短至3天。建立“类案同判”数据库，统一拆迁补偿、土地流转等高频纠纷裁判标准，减少同案不同判现象。
（四）创新德治载体，培育文明新风
活化传统道德资源，挖掘本土家风家训，编纂《小峡德治故事集》，通过“道德讲堂”“家风墙”等形式传播。例如，将“王氏家训”中“孝悌睦邻”条款纳入村规民约，赡养纠纷同比下降。打造“德治文化体验带”，利用闲置祠堂建设“乡愁记忆馆”，结合AR技术复原传统农耕场景，吸引青年参与文化传承。
创新道德激励机制，推行“道德积分银行”，将孝老爱亲、公益服务等行为量化积分，积分可用于兑换农技培训、低息贷款等资源（参考山东曲阜“诚信档案”模式）。设立“德治红黑榜”，通过村民代表大会评议典型事件，对“红榜”家庭给予集体分红奖励，对“黑榜”行为实施信用惩戒。
（五）聚焦基础设施，强化治理支撑
建设“智慧治理中枢”，整合现有“小峡法治云”“阳光财务”等平台，打造集数据采集、分析、决策于一体的“乡村治理智慧大脑”，打通公安、司法、民政等12个部门数据接口，实现矛盾预警、资源调度、绩效评估等功能。推广“一码通办”服务，村民扫码即可办理法律咨询、积分兑换、议事报名等业务，减少线下跑动次数（试点村使用后办事效率提升60%）。
构建“1+N”组织体系，“1”个核心枢纽：升级街道党工委为“三治融合指挥中心”，统筹协调自治组织、驻街单位、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制定《权责清单》明确职能分工。“N”个功能模块：按治理领域设立法治保障组、德治文化组、经济发展组等专项工作组，由党工委委员牵头，吸纳律师、乡贤、企业代表参与决策。对接相关职能部门，完善硬化道路建设，拓宽狭窄路面，修复破损路段；根据当地饮用水条件，协调相关责任单位，调动资源铺设供水管道；定期组织街道专干全面排查农村住房，对老旧危房进行精准鉴定并上报申请分类改造，保障村民住房安全；集中多方力量持续开展“三清三改”行动、乱搭乱建整治等工作，促使村容村貌全面提升、人居环境大幅改善。
结 论
平安区小峡街道的实践表明，在“三治融合”框架下提升乡村治理效能，需以系统性思维破解自治参与不足、法治资源分散、德治文化断层等深层矛盾，通过党建引领整合资源、三治协同激发活力、制度创新保障长效，形成“多元共治、动态均衡”的治理生态。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核心结论：
（一）党建引领是治理效能提升的核心引擎
小峡街道通过深化“一核多元”机制，将党组织嵌入网格治理、矛盾调解与集体经济发展全过程，有效破解了部门协作壁垒与资源分配碎片化问题，印证了基层党组织在统筹资源、凝聚共识中的关键作用。
（二）“三治融合”需强化协同性与互补性
自治、法治、德治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功能耦合。小峡街道的经验显示，自治议事平台与法治服务网络的结合（如“红色议事亭+法律驿站”模式）、德治激励机制与村规民约的衔接（如“道德积分银行”），能够显著提升矛盾化解效率与村民参与度。
（三）数字化工具是破解治理瓶颈的重要抓手
从“小峡法治云”小程序到“阳光财务”平台，技术赋能不仅提高了治理透明度与响应速度，更通过数据共享打破了城乡资源流动壁垒，为“三治融合”提供了可扩展的操作载体。
（四）行政管理优化是治理现代化的基础保障
传统粗放式行政管理模式已成为制约乡村治理的隐性短板。通过建立规范制度、引入智能工具、强化专业培训，小峡街道初步实现了从“被动应付”到“主动服务”的转型，为治理效能持续提升奠定了政治经济基础。
未来，乡村治理需进一步聚焦“动态均衡”目标：一方面，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等顶层设计的本地化创新，探索德治量化评估、跨区域法治协作等机制；另一方面，警惕技术应用中的“数字悬浮”风险，注重保留乡土社会的情感联结与文化认同。小峡街道的实践为同类地区提供了“党建引领—三治协同—技术赋能—制度保障”的可复制路径，但其长效性仍需通过政策连贯性、村民主体性培育等维度持续检验。唯有在治理实践中不断调试多元主体的利益平衡点，方能实现“乡村善治”向“城乡共治”的跃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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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行文至此，我的毕业论文写作已接近尾声。在这充实而又难忘的学习时光里，我要向许多人致以最诚挚的感谢。首先，我要衷心感谢我的母校平安县广播电视大学。
平安县广播电视大学为我提供了一个极为优质的学习平台。这里的教学资源丰富多样，线上线下的课程设置科学合理，让我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灵活安排学习时间。学校的老师们专业素养深厚，教学经验丰富，在每一门课程的讲解中都深入浅出，让我对专业知识有了更深刻地理解和掌握。学校的学习氛围浓厚，同学们之间相互鼓励、相互帮助，共同在知识的海洋中探索前行。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我不仅提升了自己的专业能力，更培养了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些都将让我受益终身。
特别要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黄清雄老师。从论文的选题开始，黄老师就给予了我耐心而细致地指导。他凭借丰富的学术经验和敏锐的学术眼光，帮我确定了具有研究价值和实践意义的选题。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黄老师更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每一次与他交流，他都能精准地指出我论文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修改建议。从论文的框架搭建、内容组织到论点论证、语言表达，黄老师都一一把关，严格要求。记得有一次，我在论文的某个论点论证上遇到了瓶颈，思路混乱，迟迟无法推进。黄老师得知后，专门抽出时间与我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他从不同的角度启发我，帮我理清思路，让我豁然开朗。在黄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的论文经历了多次修改和完善，每一次修改都让我感受到自己在学术写作上的进步。黄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渊博的知识和耐心的指导，不仅让我顺利完成了毕业论文，更让我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他的教诲将成为我人生道路上的宝贵财富。
同时，我还要感谢在学习过程中给予我帮助的其他老师们。他们在课堂上的精彩讲授，让我拓宽了知识面，丰富了知识储备；在课后，他们耐心解答我的疑问，给予我鼓励和支持，让我在学习中充满动力。
我也要感谢一起学习的同学们。我们在学习中相互交流、相互探讨，分享学习心得和经验，在遇到困难时相互鼓励、相互支持。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紧张而又充实的学习时光，这些美好的回忆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此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和朋友。家人一直以来对我的默默支持和无私奉献，是我学习的坚强后盾。他们的理解和鼓励，让我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朋友在我遇到挫折时给予我的关心和安慰，让我感受到了温暖和力量。
最后，我要再次感谢平安县广播电视大学和黄清雄老师以及所有帮助过我的人。是你们的付出和支持，让我能够在学业上取得进步，实现自己的目标。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我将铭记这份感恩之情，不断努力，用实际行动回报母校的培养和老师们的教诲。
谢谢大家！
教职工
学生